和平委員會解散，七國集團瓦解，特朗普組建五國集團針對中國

“和平委員會”的熱度還沒退，美國政壇又冒出一個新說法，白宮內部放風，特朗普正在考慮推動一個新的大國協調機制，由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日本組成，用來取代已經運行多年的七國集團。

理由聽上去很官方，說這五個國家更有能力處理全球最緊迫的問題，但細看就會發現，這不是制度創新，更像是一種焦慮下的應激反應。

2026年2月6日，美國《政治報》披露了一條引發廣泛震動的消息，白宮內部人士稱，特朗普團隊在認真評估建立一個代號為“G5”的大國協調機制，擬定成員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日本。

這個設想把傳統西方盟友排除在外，名單只看綜合實力、經濟體量與安全能力，直接觸動了西方外交圈的敏感神經。

這套設想的核心很明確：把能真正影響全球局勢、能承擔成本、能形成硬約束的國家拉到一個更小的圈子里談事。

英國、法國、德國等傳統強國不在名單上，意味著舊的西方主導框架正在被重新評估，過去依靠價值觀口號和同盟慣性維系的協作模式，正在被赤裸裸的利益與能力標準取代。

推動這種變化的背景，是現有機制的效率下降，近一段時間，多邊協調經常出現聲勢大、落地難的問題，會議和聲明很多，執行與約束很弱，難以在戰爭、能源、貿易、金融、難民等現實壓力面前形成一致行動。

成員之間在關鍵議題上的分歧越來越突出，口徑很難統一，成本分擔也很難談攏。

在七國集團框架內，美國推動的多項議題經常被盟友的國內政治與經濟壓力牽制，對華問題上，美國希望更徹底的經濟與科技切割，歐洲多國仍傾向保留貿易與投資空間。

俄烏問題上，美國要求歐洲增加軍費與承擔更多安全成本，歐洲則受到能源價格、產業競爭力、財政壓力的限制，難以按照美方節奏加碼，合作關系沒有消失，但互信、配合度與行動效率明顯下降。

美國自身也面臨現實約束，財政赤字高企、通脹與債務問題長期化、產業鏈調整成本巨大，需要更多外部資源、市場與資金回流來緩解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維持一個成本高、分歧多、執行弱的協調場域，回報越來越不穩定。

于是特朗普強調交易邏輯與成本收益核算，傾向把外交議題變成可以結算的清單，把盟友關系變成可以談條件的合同，這種風格在新機制設想中表現得更直接。

“G5”的五個國家選擇也符合這種算法，中國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強大的制造能力，在全球貿易中占據重要位置，出口韌性強，順差規模顯著。

俄羅斯在能源與糧食領域仍具關鍵影響力，即使受到制裁，也能通過資源供給與地緣位置形成制衡能力，印度人口規模大、增長潛力高，在多邊關系中保持靈活操作空間，政策選擇常常影響地區力量平衡。

日本經濟體量可觀，與美國安全綁定程度深，在亞洲安全結構中角色突出，也具備技術與資本能力，美國則希望在自身壓力增大的情況下，用更少的參與者換取更高的決策效率與更強的執行能力。

這一機制設想也反映出特朗普團隊對國際關系的理解更強調力量與結果，政策選擇更在意能不能做成事、能不能形成威懾、能不能把成本分攤出去。

道義敘事與價值口號的重要性被明顯降低，現實利益、戰略能力與可控性被放在更高位置，相關報道與外界討論普遍認為，這種取向會進一步削弱傳統盟友的話語權，也會讓全球治理更集中在少數大國的協調與博弈上。

同時，“G5”并不等同于真正的互信同盟，更像是把主要對手與主要伙伴同時拉進同一張桌子，試圖用規則、交易與安排來降低失控風險，并把全球不穩定帶來的成本進行重新分配。

把中俄納入機制，意味著承認這兩國在重大議題上繞不開，把印日納入機制，意味著希望在內部形成制衡結構，避免某一方獲得過大主導空間，通過這種組合，美國仍希望保留主導權與最終裁量空間。

這種思路并非突然出現，此前特朗普就曾拋出過更小范圍的協調設想，希望通過更少的參與者達成更快的決策。

有關“G2”的討論也曾出現過，但未能得到實質響應，在新的構想中，參與者從兩國擴大到五國，既是對現實阻力的調整，也是在可控范圍內增加籌碼與平衡手段。

外界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是這種機制如果推進，將對現有國際秩序產生持續沖擊，七國集團長期被視為西方協調經濟與安全政策的重要平臺，如果其作用進一步邊緣化，意味著戰后形成的西方中心協調結構將繼續松動。

全球議題可能更多轉向少數大國的直接討價還價，多邊機構與傳統聯盟的凝聚力會面臨新的壓力。

不過，“G5”能否真正落地仍存在大量不確定因素，五國之間在安全、貿易、科技、地區沖突等問題上分歧很大，利益交叉復雜，彼此的戰略互疑短期難以消除。

即便建立對話機制，也很可能只在部分議題上達成有限一致，而難以形成穩定的長期制度安排，美國國內政治也會影響推進力度，盟友體系的反彈同樣會增加推進成本。

在這種動向下，中國的關鍵仍是把自身發展與安全能力做扎實，保持戰略定力與政策連貫性，外部機制如何變化，最終都要回到國家實力、產業能力、科技水平、金融韌性與社會治理能力的基本盤。

只要基本盤穩，外部環境再怎么喧囂，也只能在一定范圍內影響節奏，難以改變方向，通過擴大高水平開放、保持產業鏈競爭力、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穩定預期與增強風險應對能力，才能在復雜局勢中爭取更大主動權。

總體來看，“G5”設想折射的是美國在壓力上升時期對外部成本與風險的再分配意圖，也反映出傳統西方協調機制的內部分裂與效率瓶頸。

未來是否會出現新的框架、舊機制是否會被削弱、各國是否會接受新的安排，還要看現實利益能否對齊以及大國博弈的走向，無論外部結構如何調整，決定走多遠的仍是自身能力與長期戰略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