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統計部門2025年最新“超大城市”名單正式揭曉,上海、北京、深圳等老牌強市如期上榜,構成中國城市發展的核心梯隊。這份名單也留下了不少爭議與疑惑:南京、鄭州、西安、昆明,四座兼具歷史底蘊、區位優勢與區域影響力的城市,為何遺憾與超大城市稱號失之交臂?很多人不解,這些城市或為省會核心,或為區域樞紐,名氣與實力并存,卻始終未能邁過超大城市的門檻。
事實上,超大城市的評定從不是“名氣說了算”,更不是“地盤大、人口多就合格”,核心標準是城區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四座城市的“落榜”,本質是人口集聚、產業支撐、城市發展模式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背后藏著城市發展的深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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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超大城市的評定有明確且嚴格的量化標準,由國家統計部門統一核算,核心指標為“城區常住人口”,非全市常住人口,更與城市名氣、歷史底蘊無關。所謂城區常住人口,特指在城市核心建成區居住的人口,不包含下轄縣域、鄉鎮的常住人口,這一標準精準衡量了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建成區承載水平與實際發展規模。2025年公布的10座超大城市,均滿足城區常住人口超1000萬的核心要求,而南京、鄭州、西安、昆明四座城市,雖全市常住人口基數不低,但城區人口均未達到這一硬性門檻,這是它們未達標的核心前提,也是最關鍵的客觀原因。
西安的“落榜”,源于人口分布的不均衡與產業吸引力的短板。作為千年古都,西安是西北地區的核心城市,全市常住人口超1299萬,轄區面積達10108平方公里,遠超廣州、武漢等超大城市,看似具備成為超大城市的基礎。但問題的關鍵的是,西安的人口分布呈現“攤大餅”式格局,大量人口分散在周邊縣域與鄉鎮,核心建成區的人口集聚度不足,城區常住人口僅920多萬,距離1000萬的門檻仍有差距。西安的產業結構雖在持續優化,但相較于超大城市,仍存在短板——傳統產業占比偏高,新興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不足,對高端人才與外來務工人員的吸引力有限,人口流入速度放緩,難以快速填補城區人口的缺口,最終與超大城市稱號擦肩而過。
南京的遺憾,更多是區域發展格局與城市定位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座江南重鎮、江蘇首府,坐擁頂尖科教資源,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全市發展質量頗高,城區常住人口達949萬,距超大城市門檻僅一步之遙,卻始終未能突破。核心原因在于江蘇“多中心”的城市化發展模式,作為省會,南京并未形成“一家獨大”的人口集聚效應,蘇州、無錫、常州等城市經濟實力強勁,產業特色鮮明,分流了大量省內人才與人口,導致南京的人口集聚速度相對平緩。南京的城市定位偏向“精致宜居、科教引領”,傳統產業以科教、文旅、現代服務業為主,這類產業對人口的吸納能力相較于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更弱,再加上城市生活節奏舒緩、宜居屬性突出,缺乏超大城市“虹吸效應”所需的產業爆發力,最終未能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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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的未達標,凸顯了交通樞紐城市的發展短板與人口集聚的“虛高”問題。作為中原地區的核心樞紐,鄭州鐵路、航空、公路四通八達,是全國重要的物流中心,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達1282萬,看似人口規模龐大,城區常住人口僅890萬,與超大城市標準差距明顯。鄭州的特殊性在于,其“交通樞紐”的屬性讓它更多扮演了“過路站”的角色,大量人口因物流、務工等需求短期停留,卻并未長期定居,導致常住人口基數雖大,城區實際居住人口有限。鄭州的產業結構以物流、傳統制造業、基礎服務業為主,這類產業雖能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對高素質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難以形成穩定的人口集聚效應,人口質量與結構也難以支撐超大城市的發展需求。
昆明的“落榜”,是地理位置與產業結構雙重制約的必然結果。這座享有“春城”美譽的城市,自然環境優越,是熱門旅游目的地,全市常住人口達860萬,但城區常住人口不足700萬,未達超大城市標準,甚至與特大城市門檻也有差距。昆明地處西南邊陲,地理位置相對偏遠,交通便利性與經濟輻射能力相較于東部、中部城市存在明顯不足,難以吸引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其產業結構相對單一,過度依賴旅游業與農業,工業基礎薄弱,新興產業布局滯后,缺乏多元化的產業支撐,難以提供充足的高質量就業崗位,人口集聚能力有限。這種“靠旅游吸引流量、靠農業穩固基礎”的發展模式,雖讓昆明保持了宜居的城市特質,卻也限制了其規模化、集約化發展,難以實現人口的快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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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圳的產業多元化與高端化,還是重慶、成都的人口規模與區域輻射力,都實現了城區人口的高度集聚,且有強大的產業作為支撐,能夠持續吸引外來人口流入,形成“產業聚人、人促產業”的良性循環。南京、鄭州、西安、昆明四座城市,各有優勢,均在人口集聚、產業支撐等核心維度存在短板,這些短板并非短期能夠彌補,也并非單純追求人口規模就能解決。
未躋身超大城市名單,并不意味著四座城市的發展存在短板,更不代表其發展潛力不足。南京的科教實力、西安的歷史底蘊、鄭州的樞紐優勢、昆明的生態稟賦,都是其獨特的核心競爭力,它們的發展模式更偏向“精致化、特色化”。超大城市只是城市發展的一種形態,非唯一目標,一座城市的價值,不在于“規模多大”,在于“發展多好”。四座城市無需盲目追求“超大”規模,只需立足自身優勢,補齊人口集聚、產業升級的短板,優化城市發展模式,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同樣能在全國城市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實現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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