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那莊嚴肅穆的“科學家之角”,艾薩克·牛頓長眠于恢弘穹頂之下,查爾斯·達爾文則安息于其側——兩位相隔一個半世紀的科學巨人,在死后共享著英國乃至全人類對理性與真理的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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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你翻開達爾文的私人日記,會發現這位進化論奠基人曾寫下一句令人莞爾的話:“我差點忘了要結婚!”
這句看似荒誕的自嘲,卻真實記錄了1838年10月的一天:時年29歲的達爾文坐在書房里,用他標志性的科學方法,列了一張“結婚 vs 不結婚”的利弊清單。左邊寫著“自由、無拘束、可旅行、可社交”;右邊則是“孩子、伴侶、家庭溫暖、有人照顧晚年”。最終,他在頁腳潦草補上一句:“那就結婚吧——否則我會變成一個孤僻的老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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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839年1月29日,達爾文迎娶了他的表姐艾瑪·韋奇伍德(Emma Wedgwood)。這場婚姻不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更在無形中支撐了他日后顛覆世界的科學事業。而百年之后,他與牛頓比鄰而葬的殊榮,既是對《物種起源》劃時代意義的肯定,也是對一位有血有肉、會猶豫、會犯錯、會深愛的凡人科學家的終極致敬。
一、“差點忘了結婚”:理性與情感的拉鋸
達爾文并非冷漠的邏輯機器。相反,他敏感、內向、優柔寡斷,甚至有些神經質。在隨“小獵犬號”環球航行五年(1831–1836)后,他帶回了大量地質與生物標本,也帶回了關于物種可變性的初步猜想。但回到英國后,他并未急于發表,而是陷入長達二十年的沉思、驗證與自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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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段關鍵時期,他開始認真考慮婚姻問題。他的“結婚清單”如今被珍藏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成為科學史上最富人情味的文獻之一。有趣的是,清單中幾乎沒有提及愛情,更多是功利性考量——這恰恰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精英階層的婚戀觀:婚姻是生活制度,而非浪漫冒險。
但他最終選擇結婚,或許正因他意識到:偉大的思想需要穩定的港灣。艾瑪出身富裕的韋奇伍德陶瓷世家(與達爾文家族世代聯姻),受過良好教育,溫柔堅定,且深信宗教。盡管她后來對丈夫的進化論感到不安(擔心他因此“下地獄”),卻始終給予他無條件的支持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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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達爾文搬入肯特郡的唐恩莊園(Down House),在此度過了余生40年。艾瑪為他生育了10個孩子(其中3個早夭),管理家務,接待訪客,甚至在他病痛纏身時擔任秘書。達爾文曾寫道:“我的幸福完全歸功于她。” 沒有艾瑪,或許就沒有《物種起源》的誕生。
二、與牛頓同葬:一場遲來的國家認可
1882年4月19日,達爾文在唐恩莊園病逝,享年73歲。按其遺愿,家人本打算將他安葬在莊園的小教堂墓園,與祖先長眠一處。然而,消息傳出后,科學界群情激昂。
以物理學家約翰·廷德爾(John Tyndall)、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達爾文的斗牛犬”)為首的學者們聯名上書議會,力陳達爾文對人類知識體系的革命性貢獻,懇請將其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那是英國國葬級別的榮譽,此前僅有君主、首相、詩人與極少數科學家(如牛頓、法拉第)獲此殊榮。
起初,教會內部強烈反對。畢竟,《物種起源》動搖了《圣經》創世說,被視為“褻瀆神明”。但時任首相格萊斯頓權衡再三,最終批準。4月26日,達爾文的靈柩由皇家學會會長等六位頂尖科學家扶棺,緩緩步入威斯敏斯特教堂。葬禮上,沒有牧師主持,只有科學同仁的默哀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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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富象征意義的是,他的墓穴被特意安排在牛頓墓旁。牛頓代表經典物理學的巔峰,用萬有引力統一天地;達爾文則用自然選擇解釋生命多樣性,將人類從神壇拉回自然。兩人一前一后,共同構筑了現代科學的兩大支柱——物理宇宙觀與生物演化觀。
這一安排,不僅是對達爾文個人的褒獎,更是大英帝國對科學理性的公開加冕。從此,“科學家”不再是邊緣的怪人,而是國家精神的塑造者。
三、被誤解的達爾文:他從未說過“人是從猴子變的”
盡管享有崇高地位,達爾文的形象卻長期被簡化甚至扭曲。最典型的誤傳是:“達爾文說人是從猴子變來的。”實際上,他在《物種起源》中極為謹慎,僅暗示“人類與其他哺乳動物可能有共同祖先”,直到1871年《人類的由來》才明確闡述。
他深知這一理論將引發風暴,因此反復強調:演化不是“進步”,而是“適應”;不是線性上升,而是樹狀分叉。他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將“適者生存”用于人類社會),更從未支持種族優越論——相反,他堅信所有人類屬于同一物種,文化差異源于環境而非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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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達爾文并非“無神論者”。青年時他曾想當牧師,晚年雖不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但仍對宇宙的秩序懷有敬畏。他在自傳中寫道:“我無法相信這個宇宙是盲目的偶然產物。” 這種復雜性,恰是他作為思想者的深度所在。
四、凡人之軀,不朽之思
回看達爾文的一生,他體弱多病(可能患恰加斯病或焦慮癥),常年困于莊園,卻以驚人的毅力完成浩繁研究;他性格溫和,厭惡爭論,卻敢于挑戰千年教義;他重視家庭,享受天倫,卻甘愿承受“異端”罵名。
他不是神,而是一個會忘記結婚、會為孩子夭折痛哭、會在信仰與理性間掙扎的普通人。正因如此,他的偉大才更顯真實——真理并非來自天啟,而是源于凡人對世界不懈的觀察、質疑與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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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與牛頓同葬的結局,恰似歷史開的一個溫柔玩笑:那個曾擔心自己會“變成孤僻老怪物”的年輕人,最終被整個文明世界銘記;那個在日記里糾結是否該結婚的學者,用一生證明——科學需要孤獨的思考,但也離不開人間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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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你走進威斯敏斯特教堂,在牛頓墓碑的拉丁銘文旁看到達爾文樸素的墓石,上面只刻著名字、生卒年與“Naturalist”(博物學家)一詞,你會感受到一種超越時代的寧靜。
他們未曾謀面,卻共同照亮了人類認知的黑暗角落。牛頓告訴我們星辰如何運行,達爾文告訴我們生命如何生長。而達爾文那句“差點忘了結婚”的自嘲,則提醒我們:再偉大的頭腦,也需要一顆能愛人的心。
科學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人類對世界深情的凝視。正如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結尾所寫:
“生命及其若干能力,最初被賦予少數類型或單一類型;并且,在這個行星依循固定的引力法則循環運行之時,無數最美麗與最奇妙的類型,從如此簡單的開端演化而來,并仍在演化之中——這種觀點是極其壯麗的。”
這壯麗,既屬于宇宙,也屬于那個曾在日記里認真權衡婚姻利弊的凡人——查爾斯·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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