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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憑借執政聯盟的席位優勢,看似穩固了執政根基,實則將日本推向了民意搖擺、經濟停滯、外交失衡的三重十字路口,未來日本的民意、經濟和外交會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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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陣營此次大選的勝利,被不少人解讀為“保守派的全面勝出”,此次大選總投票率預計達到57%,較上一次的53%有明顯提升。
新增選民主要集中在二十幾至三十幾歲的年輕群體,這類群體對國家政治格局認知有限,投票行為更多受輿論引導和情緒驅動,而非對政策利弊的理性判斷。
日本民意的易變性,在此次大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上一次選舉中,立憲民主黨還能新增100席,成為制衡自民黨的重要力量,而此次卻大幅縮水100席。
從側面反映出日本選民的低耐性,他們渴望改變,卻又缺乏穩定的價值判斷,一旦現有政黨無法兌現承諾,便會迅速轉向。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抓住民意,關鍵在于其旗幟鮮明的表態和“豪賭”式姿態:承諾自民黨若未獲得233席便辭職,將個人政治生命與選舉結果深度綁定,這種極具沖擊力的表達,成功吸引了選民關注。
但民意的支持從來都是“雙刃劍”,此次大選的勝利更像是一次“打雞血”式的動員,高市政府憑借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獲得的支持,缺乏堅實的政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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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年內,高市陣營無法改善經濟狀況、兌現競選承諾,民調支持率必將出現斷崖式下滑,這種民意的快速反轉,很可能直接動搖其執政根基,這也是高市政府面臨的最直接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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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民意的搖擺不定,日本經濟的困局更為棘手,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一,日本當前的經濟狀況堪稱“步履維艱”,而高市陣營的經濟策略,不僅未能觸及核心矛盾,反而陷入了“自欺欺人”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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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觀的數據便是,日本國債占GDP的比重已高達238%,這一數值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而高市陣營卻始終辯稱“這屬于內債,無需過度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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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債持有結構來看,日本央行持有58%的國債,剩余部分由國內銀行、保險公司、各類基金持有,這種“內債主導”的結構,確實在短期內避免了外債違約的風險,但內債的累積本質上是政府信用的透支,長期來看必然會加劇市場對日本經濟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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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政府的經濟思路十分明確:持續發債、逐步收回短債,同時通過減稅刺激經濟,近日更是明確表態將食品稅延長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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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一出便引發輿論熱議,不少人將其與英國政府的激進經濟政策類比,但高市陣營反駁稱,日本與當時的英國存在本質區別,英國當時同盟率接近18%,而日本當前同盟率不足2%,仍有發債和減稅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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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辯解看似有理,實則忽視了日本經濟的核心癥結,安倍執政十年推行的“三支箭”政策,早已證明單純依靠發債、貶值、減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日本經濟的深層問題。
安倍經濟學的日元貶值、量化寬松、積極財政短期內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但第三支箭經濟結構改革徹底失敗。
如今高市政府沿用類似思路,其面臨的經濟環境比安倍時期更為糟糕: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被中美遠遠甩開,失去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升息與幣值貶值同時出現,違背基本經濟規律,凸顯國際市場的不信任。
近三年每年僅吸引250億美元外資,遠低于美國、加拿大、德國等同類國家,外資缺位進一步加劇了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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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意和經濟的雙重壓力下,高市政府將修憲視為“凝聚共識、轉移矛盾”的重要抓手,而修憲進程又與日本的外交走向深度綁定,形成了一場看似主動、實則被動的雙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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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選,自民黨順利突破眾議院三分之二310席位,加之維新會、參政黨、國民民主黨等盟友的支持,執政聯盟席位有望突破350席,修憲所需的議會門檻已完全滿足,修憲進程正式進入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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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來看,高市陣營此前表態修憲僅聚焦“讓自衛隊名副其實入憲”,看似只是完善憲法表述,未觸及和平憲法中最敏感的戰爭條款,即日本是否恢復戰爭權、成為可主動參與戰爭的國家。
但這種表態更像是一種政治策略,本質上是為了降低修憲的外部阻力,而非真正放棄保守派的核心訴求。
高市早苗將于3月19日訪美,此次訪問的核心議題必然離不開修憲,尋求美國的支持更是重中之重。
但美國對日本修憲的態度始終充滿矛盾:一方面,美國希望日本在亞太地區承擔更多安保責任,默許其適度強化軍事力量。
另一方面,美國絕不會允許日本修改戰爭條款、實現完全戰爭自主,二戰期間,美國深刻體會到日本作為對手的危險性,戰后始終對其實施嚴格的軍事管制,限制日本自制攻擊性武器、由美國完全主導核武保護傘,就是為了防止日本再次成為地區不穩定因素。
因此,高市政府大概率會先推進自衛隊入憲這一“低敏感”內容,以此試探國內外反應,而戰爭條款的修改短期內難以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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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層面,日本當前的處境十分尷尬,全球范圍內,僅有日本與菲律賓仍堅持激進外交路線,立陶宛已出現轉向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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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而言,只要日本不改變錯誤的外交表態,堅持不符合地區和平穩定的立場,中日雙邊關系便難以實現實質性改善,短期內大概率會維持現有僵局。
畢竟,地區和平穩定是各國共同的訴求,任何刻意制造對立的行為,都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
高市早苗在大選前炒作的部分外交議題,實則缺乏現實支撐,更多是為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拉攏選票。
以北方四島相關議題為例,日本當前的綜合實力并不具備與俄羅斯抗衡的資本,相關表態不僅無法改變現狀,反而可能加劇雙邊緊張關系,最終損害自身利益。
此外,中俄兩國始終堅持維護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共同倡導地區和平穩定,在應對激進外交路線方面的立場高度一致,這也對日本的激進傾向形成了一定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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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政府若一味堅持激進外交,忽視自身實力與國際大勢,最終只會讓日本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進一步加劇內外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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