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書寫的革命歷史

（來源：黑龍江日報）

轉自：黑龍江日報

馬宇飛。

□馬宇飛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當代，“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有兩大書寫方式，一種是高度政治化的宏大敘事，形成了特定的敘事規范與思想規范；一種是“新歷史主義小說”，試圖顛覆“正史”，呈現新的意識傾向。全勇先的《秘密》呈現出不同于兩種書寫范式的，新的革命歷史書寫樣式。

面對厚重的紅色經典革命書寫傳統與影響極大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形成的“影響的焦慮”，全勇先的確是把自己逼到懸崖邊上——既不想建立一個宏大的革命史，也不想顛覆“正史”，將歷史縮減為顛覆崇高的純粹個人體驗，截然對立的新舊書寫模式在他這里被放棄，轉而從歷史的邊緣尋找可能遺落的真實，在歷史之光很難照耀到的細小夾縫中揮毫潑墨，把有定論的客觀歷史，被反復書寫過的英雄故事，在另外的角度再認知、再解讀。這種稱得上“險處弄筆”的再闡釋，棄絕成規，反而獲得了新的生命。

經典化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傾向于“史”的建構，更強調“真實”。新歷史主義小說喜歡以虛構的方式在歷史碎片中做文章。全勇先的小說同二者不同，他關注的是被大歷史遮蔽的歷史縫隙，他力圖打破現實與虛構的某種界限，穿行于歷史與故事之間，出入于文本內外的人物，自然地溝通著現實與想象、過去與當下，這反而讓被遺忘、被遮掩、被裁剪的歷史多姿多彩而又意味深長。

與紅色經典革命歷史書寫不同，全勇先的小說雖然不乏“講述英雄故事”的沖動，但沒有陷入英雄傳奇的認同窠臼。在他的小說敘事中，以往隱沒在歷史角落被遮蔽的人物反而走向前臺，紀德榮這個當過偽滿洲國偽警察的小人物，甚至在其他作品中常被定位為“歷史反角”出場，讓一段似乎司空見慣的戰爭歲月、英雄書寫，重新攪動起歷史長河的新波瀾。這個新講史者角色的替換，讓整個歷史敘述具有強烈的個人性與情感性，但作者不是要以此解構英雄傳奇，只是不想再把革命英雄塑造成光芒四射的顯赫存在。他通過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小人物的視角，寫出了英雄趙一曼被忽略的人性化的生活細節，更寫出被擠到歷史邊緣的小人物的犧牲與偉大。護士韓勇義、偽警察董憲勛，這些常常被英雄光芒遮蔽的小人物，在全勇先的筆下，如雨水泥地里默默瘋長的小草，搖曳出自己的風采。

全勇先采用了新歷史主義常使用的個人化、主體化的歷史書寫。“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個人化書寫，往往將人的欲望放大為人物命運與歷史發展的動因，“一切歷史都是欲望的歷史”，由此大量地觸及人性晦暗丑惡的角落，通過對人性與文化的反思，展露令人觸目驚心的丑惡人性，以此質疑“正史”的真實，表達自己的批判、反思之意。

全勇先的歷史個人化書寫呈現出與新歷史主義小說不同的意味，他并不想去顛覆“正史”的意義架構，消解歷史崇高感，而是試圖回到歷史深處去修復歷史記憶。他沒有回避人性的惡，偽警察田富春只是為了逃避被開除或者短暫的牢獄之災，就積極戴罪立功，提供關鍵線索，把趙一曼和相關營救人員推上絕路。但他也沒有夸張人性惡，田富春只是一個沒有大是大非觀、自私又狹隘的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憨厚也有愚昧的自私自利。與人性惡相比，全勇先以更大的熱情去挖掘人性的美好。一個最普通的小護士，完全可以因為人性的美好，冒著生命危險幫趙一曼逃脫，作為偽警察的紀德榮在發現犯人逃跑時，放棄抓捕，幫助他們掩蓋痕跡，拖延逃跑時間。整個過程沒有空洞的革命大道理說教，但讀者卻可以從字里行間讀到人性的美好與不屈的民族精神。歷史在失去人造的神圣光暈之后，有了更豐富、更溫暖的樸野之美。

全勇先以新視角重述的歷史故事，在歷史邊緣處記下了“大歷史”遺漏的個人悲歡，苦難與掙扎，帶有強烈個人化體驗的生命沉浮感與悲喜歌哭，延伸和回蕩在英雄傳奇中。但他要表達的不是對人生無常與歷史不確定性的慨嘆，而是借有血有肉的各色人物表達出平和、堅忍的人生態度，從而顯露出對現實與人性的關懷和對理想價值的向往與追求。

歷史不僅僅意味著已經消逝的“過去”，也意味著經由講述而呈現眼前的“現在”。在當下這樣一個很難產生英雄的多元化的時代，對小人物優秀品質與傳奇性的認可，無疑更具有時代意義。借由歷史書寫，不僅釋放我們當前“無意義生存”的焦慮，而且喚醒平凡個體的擔當意識與英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