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人后悔了嗎？百年前的新疆人，早已用血淚做了回答

　　2024年12月8日，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最后一次佇立于大馬士革總統府陽臺，目光緩緩掠過古城穹頂、倭馬亞清真寺的宣禮塔與遠處起伏的賈巴勒山巒，隨后從容攜家人登上了飛往莫斯科的專機。

　　是的，盡管其家族執掌國家政權長達五十余年，如今政權已然終結，但阿薩德神情平靜，步履沉穩。

　　因為這場持續十余年的戰爭泥潭、國際制裁的層層圍困、基礎設施的全面崩壞，早已耗盡他全部心力。

　　既然民眾通過街頭運動與地方協商機制選擇了新治理路徑，那體面退場，便是對國家最后的尊重。

　　而當阿薩德離境整整一年后，今日的敘利亞百姓生活究竟如何？

　　這個問題，若穿越時空，或許19世紀初的新疆各族父老會以一聲長嘆作答。

　　一、沒有對比就沒有真相

　　客觀而言，“乾隆盛世”這一提法，在歷史語境中實則充滿反諷意味。單看表象，它被冠以“康乾盛世”之尾聲，可細究內里，卻處處透著難堪。

　　就連乾隆本人引以為傲的“十全武功”，其中竟有六場是對內鎮壓——從甘肅蘇四十三起義到臺灣林爽文事件，再到川楚陜三省白蓮教大暴動，后者更綿延九年、波及五省，清廷耗銀兩億兩，幾近掏空國庫，王朝根基為之震顫。

　　所謂“盛世”，不過是粉飾太平的修辭游戲。

　　而層出不窮的民變根源極為清晰：官僚系統深度腐敗，州縣胥吏巧立名目盤剝百姓；基層賦役制度畸重，貧戶賣兒鬻女亦難完稅；再疊加閉關鎖國導致技術停滯、文字獄扼殺思想活力，整個帝國早已病入膏肓。

　　不過話說回來，若將清朝視作人類治理史上的“最差樣本”，未免失之偏頗——畢竟，在真實世界的政治光譜中，很多時候人們并非在選“最好”，而是在諸多不堪選項中挑出“相對不爛”的那個。

　　這一點，清代新疆各族民眾最有發言權。

　　因乾隆帝癡迷和田玉器，朝廷每年強征南疆八城民眾承擔玉石采運徭役，規定“歲貢美玉三百斤”，實則常達千斤以上，且須自備馱畜、口糧與路費。

　　更殘酷的是，沿途數十個州縣關卡層層加碼，一車玉石過關，往往被索去半數實物或等值銀錢，許多家庭因此傾家蕩產、父子流散，甚至整村舉家逃亡至帕米爾高原深處。

　　正因如此，天山南路長期處于高度緊張狀態，清廷駐軍疲于奔命，地方治理體系幾近失能。

　　轉折點出現在1820年——一個名叫張格爾的浩罕汗國貴族，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暗中資助下，糾集數千武裝人員從中亞翻越蔥嶺，打著“恢復伊斯蘭正統”旗號入侵南疆。

　　起初，部分受壓迫民眾確曾寄望于這場“圣戰”能打破舊秩序，可現實迅速擊碎幻想。

　　清廷官吏雖橫征暴斂，尚存基本治理底線，屬“竭澤而漁但留魚種”的掠奪邏輯；

　　張格爾部卻奉行徹底毀滅式統治：每克一城，即焚毀學塾、屠戮阿訇、劫掠糧倉，凡拒拜者斬首示眾，婦孺亦不赦免。

　　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和闐四城接連陷落，其中喀什城開城請降后仍遭縱火三日，城墻焦黑如炭，街巷尸骸枕藉；葉爾羌舊城七萬居民僅余不足三千幸存。

　　民間由此傳誦一句血淚箴言：“兵來如梳，匪至如篦，張格爾過處，寸草不留。”

　　正是在這場極端暴力的映照下，曾飽受苛政之苦的維吾爾、回、漢各族百姓，竟自發組織鄉勇助清軍收復失地，高呼“寧隨滿官餓死，不隨張逆生還”。

　　時光流轉至晚清，類似張格爾式的外部代理人亂局并未終結。

　　1865年，浩罕軍官阿古柏率軍侵入南疆，建立所謂“哲德沙爾汗國”。此人雖為維吾爾族，卻比異族統治者更嚴苛：強制推行瓦哈比派教義，廢止傳統司法體系；恢復雍正朝已廢除百年的人頭稅，并按歐洲中世紀模式征收什一稅；更要求全民每日五次向其“圣裔”身份行跪拜大禮。

　　左宗棠西征時，沿途百姓簞食壺漿相迎，非因忠于清廷，而是深知：相較阿古柏的宗教恐怖統治，清廷的賦稅雖重，至少尚存人倫底線與生存空間。

　　那么，這段塵封邊疆史，與今日敘利亞局勢又有何深層關聯？

　　二、在“比爛”邏輯中尋找參照系

　　前文所述，并非要為清代專制辯護，而是揭示一個冷峻現實：歷史從不提供完美解方，只呈現有限選項間的艱難權衡。

　　這一規律，在21世紀的地緣政治圖譜中依然清晰可辨。

　　2024年政權更迭前的敘利亞，長期被西方媒體貼上“獨裁”“威權”“教派壓迫”等標簽，輿論場幾乎一邊倒批判。

　　但若拋開意識形態濾鏡，回歸具體民生指標：

　　阿薩德政權始終由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主導，該黨綱領明確堅持世俗民族主義路線；

　　在大馬士革、阿勒頗等主要城市，女性無需佩戴頭巾即可自由出入商場、咖啡館與大學校園；全國女性高等教育入學率達58%，遠超地區平均水平；

　　基督教徒可在圣喬治主教座堂舉行圣誕彌撒，隔壁清真寺宣禮聲與教堂鐘聲和諧共存，阿拉維派、遜尼派、德魯茲派共用同一所公立醫院，醫生護士不分教派協作救治傷員。

　　至于“獨裁”指控——誠然，阿薩德家族長期掌握核心權力，但橫向對比中東諸國，凡實行多黨選舉的國家（如伊拉克、黎巴嫩），反而陷入教派割據、政府癱瘓、公共服務崩潰的惡性循環；而敘利亞在戰亂最烈時期，仍維持基礎醫療覆蓋、公費教育體系運轉及城市水電供應，政府每月向登記難民發放面粉、食用油與奶粉配給包。

　　推翻阿薩德的力量來自何方？

　　主力是HTS（征服沙姆陣線），其前身系“努斯拉陣線”，直屬于基地組織敘利亞分支；

　　其領導人朱拉尼，2013年前在伊拉克摩蘇爾接受扎卡維嫡系訓練，2016年才宣布脫離基地組織另立山頭；

　　該組織公開宣稱以《古蘭經》與圣訓為唯一憲法，政治綱領明確寫入“建立哈里發國”“全面實施沙里亞法”。

　　實際治理中，HTS立即廢除阿薩德時期所有社會福利政策：取消糧食補貼，關閉大馬士革大學所有文科院系，禁止女性進入醫學院與法學院；頒布《道德凈化令》，強制婦女穿戴尼卡布，拆除街頭音樂噴泉，對同性行為施行石刑；更在阿勒頗老城設立宗教法庭，對質疑教法者當場處決。

　　2025年2月，當數千民眾在大馬士革烏瑪廣場集會抗議物價飛漲與教育斷供時，HTS安全部隊使用實彈驅散，官方通報死亡人數為973人，另有2100余人失蹤，現場視頻顯示大量遇難者身著校服與醫護制服。

　　此時，不少敘利亞家庭默默翻出阿薩德執政時期的全家福照片，輕撫泛黃相紙，久久無言。

　　相似劇本亦在北非上演。

　　卡扎菲治下利比亞，2010年人均GDP達12400美元，全民免費醫療、免費高等教育、住房分配制度覆蓋全國；政權垮臺十年后，2024年該國人均GDP跌至4860美元，首都的黎波里停電日均超18小時，的黎波里大學連續三年未能開學，青年失業率高達73%。

　　歷史的回響，竟如此驚人地一致。

　　對此現象，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早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作出深刻洞察：

　　“最易引發革命的時刻，并非壓迫最深重之時，而是壓迫開始松動、希望悄然萌芽之際。因為舊日苦難會被迅速淡忘，人們眼中只剩‘當下仍未足夠’的焦灼。”

　　于是，知識精英借社交媒體放大不滿，青年學生在廣場高呼變革口號，外部勢力順勢輸送武器與資金——一場看似正義的更迭，最終導向更深重的失序。

　　而后續呢？

　　推翻舊秩序之后，新秩序是否必然更優？

　　蘇聯解體的教訓足以警醒世人：當一個龐大治理體系驟然崩塌，真空地帶滋生的不是民主曙光，而是寡頭掠奪、族群仇殺與基礎設施永久性荒廢。

　　今日的頓巴斯焦土、敖德薩港口銹蝕的起重機、以及仍在基輔地鐵站棲身的數萬流離家庭，都在無聲訴說：有些代價，普通人永遠無法承受。

　　因此，請務必銘記以下四條現實準則：

　　第一，任何主張推翻現政權的聲音，都必須同步公布可驗證、可落地、可持續的替代治理方案，否則即是危險的空想主義；

　　第二，清醒認知自身角色：權力結構重組對政客是席位更替，對資本是重新洗牌，而對普通勞動者而言，極可能意味著工作消失、孩子輟學、藥房斷供；

　　第三，養成歷史思維習慣——當你以為憤怒獨一無二時，翻開《資治通鑒》或《劍橋非洲史》，會發現同類情緒已在不同大陸重復上演數百次；

　　第四，警惕線性進步史觀。考古證據表明，青銅時代兩河流域城邦的水利管理精度，至今未被多數發展中國家超越；而當代某些地區的行政能力，甚至低于19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地方治理水平。

　　結語：

　　向往更公正、更富足、更有尊嚴的生活，這是人類永恒的權利與本能。

　　但請謹記：方向若偏離常識與人性底線，越是全力以赴，距離理想就越遙遠。

　　文章信息來源：

　　鳳凰網：西北張格爾叛亂道光派兵平定 維護國家統一

　　百度百科：張格爾

　　大河網：敘利亞總統將出席阿盟峰會 敘民眾：期待新的開始 重回和平與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