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戰車時代,中原人第一次接觸到馬時, 就給這種外來動物賦予了不可思議的神秘色彩。后來復雜的殉葬和占卜儀式可以追溯到這個時代,并一直向后延續到帝制時代。人們認為,優良的馬匹不僅來自域外,更是天馬下凡。這意味著繁育馬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盡管如此,中原人還是開始認真觀察這種動物,想要從中有所發現。
中國最早的相馬專家是伯樂。盡管他可能是虛構的人物,但傳統上一般認為他生活在公元前7世紀。后世作家認為相馬術的發明者是伯樂,將相馬術視為解開良馬秘密的鑰匙。漢代出土文獻中收錄的來自伯樂的闡述帶有一些神秘色彩:
伯樂所相,君子之馬。陰陽受繩,曲直中矩。長頤短頰,乃中參伍。削陰刻陽,糾角有雨。起陽沒陰,三骨相輔。方眼深視,五色精明,其狀類怒。前有顱首,后有從軌,中有藏寶。得薄與轉,馬乃少患。信能知一,百節盡關。知一之解,雖多不煩。尺也成,利乃生,氣乃并,如月七日在天。
據說,在其他文獻中,伯樂曾斷言:“腹下陰前,兩邊生逆毛入腹帶者,行千里;一尺者,五百里。”這些說法很奇怪,然而幾個世紀以來,類似說法在中國、印度和伊朗的傳統相馬書中反復出現。現代研究人員調查了馬身上的旋毛(圖案呈旋渦狀的馬毛)與左右側性(左利手和右利手)之間的相關性。他們懷疑有些馬有微妙的側向偏好,如果騎手忽視了這一點,就可能出事。伯樂可能靠經驗感覺到了帶有某些旋毛的馬存在的隱患。
這些闡述當然也反映出,馬給人們帶來的視覺沖擊力與其功用同等重要。皇帝的輦車一般由代表吉祥的相同顏色和標記的馬匹牽引。也許某些顏色與優秀血統有關。
盡管如此,伯樂的闡述和中國相馬術總體上對實際養育良馬提供的實用建議很少。幾個世紀之中,中國一直在為養育良馬而努力。1000多年后,耶穌會的博學之士利瑪竇發現情況并沒有改變:
中國人軍中之馬甚多,然皆劣弱無武勇之心,聞草原之馬嘶鳴則潰敗,故戰時幾無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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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伯樂啟發而繪制的馬匹穴位示意圖,公元9世紀
事實上,漢語中指代戰馬的詞語“戎馬”的字面意思就是“西部的馬”,這會讓人想到犬戎,也說明馬是一個外來物種。但是,即使從西部引進了馬匹,這些馬匹的后代也比其母馬個頭小、體力弱,讓朝廷種馬場的負責人備感驚訝和沮喪。
大約在公元30年,為了提高朝廷種馬場的馬匹質量,性格粗獷的馬援將軍通過朝臣向漢光武帝呈上一份極為獨特的奏折——一尊銅馬(馬式,“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當時的奏折大都使用華麗的辭藻,引經據典,比如引用伯樂的名言,而馬援的奏折可謂大膽。這位身經百戰的老將還直言不諱地說,那尊銅馬勝過了千言萬語。他請人轉告皇帝:“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于后。……臣謹依儀氏,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對于這位將軍有關良馬的執念,朝臣們絲毫不感到驚訝。他本人就姓馬,祖先是鼎鼎大名的“馬服君”。
雖然馬援的銅馬已無蹤跡可尋,但同時代的一件墓葬出土文物卻讓我們看到了這位將軍心目中的理想之馬。正如馬援所呈遞的那尊銅馬:它的胸肌和臀部都渾圓有力,左右對稱;它的背部和腹部輪廓都是一條直線,沒有曲線;它的四肢修長優雅;它的脖子高高昂起,耳朵直立,鼻孔碩大,口吻上方下圓,下頜圓潤突出;它的眼睛凸起。只見它一蹄著地,頭向一側昂起,給人一種飛翔的感覺。這尊“馬踏飛燕”代表了中原帝王對馬的所有要求,但卻難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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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踏飛燕”,2世紀至3世紀
導致中原地區養馬一直不成功的因素很多。首先是草料欠佳。漢朝的中心地帶,包括現代的陜西、山西、河南和山東等省,沒有馬匹生長所需的健康且富含礦物質的牧草,因此即使是一匹16手高的種馬的后代,也可能永遠無法超過13手高。想要養出高頭大馬,馬的草料中需要含有大量硒和鈣,而中國的降雨量很大,會將土壤中的硒和鈣沖走,因此牧草中缺乏這兩種礦物質。要買到富含營養的紫花苜蓿并不容易。唐代詩人劉禹錫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在北方邊疆負責軍務的兄長送給他一匹馬駒。他承認自己用(普通的)秕草和稗谷喂它。后來,他以很低的價格把那匹馬駒賣給了一位懂馬的朋友。新主人每天給馬喂苜蓿草,經常用清水沖洗馬匹身體,除去身上的泥土和汗水,然后擦干。他還每天把馬廄打掃得干干凈凈。劉禹錫充滿悔意地說,沒過多久,這匹馬駒就長成了一匹出類拔萃的馬,“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
中原朝廷的馬匹也缺乏調教。公元前177年,一位漢朝官員抱怨說:“(匈奴人的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馬的進化過程意味著它們需要不斷運動:在征戰中,在馬廄里長大、用飼料喂養的馬匹的耐力讓中原騎兵永遠無法與草原騎兵相提并論,中原騎兵也不會像草原騎兵那樣勇敢無畏。要保持一流的騎兵坐騎,唯一的辦法就是始終將它們用于戰爭、狩獵和突襲等競技性很強的活動。只有在不斷保持戰爭狀態,中原騎兵才能憑借絕對數量維持優勢;而一旦承平日久,中原的士兵和馬匹都在安逸中荒廢了訓練,喪失了斗志,往往遭遇突如其來的慘敗。
匈奴的馬匹還在意志的比拼中碾壓中原的馬匹,導致后者心生懼意,落荒而逃。圈養的馬在新陳代謝、消化、血液循環甚至心理方面都有缺陷。放養的馬比圈養的馬更具攻擊性,鮮少恐懼。劉禹錫再次發現了自己的錯誤:
廄櫪也,上庳而下蒸……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嚙,抵以策,不知其云耳,昔之噓吸也,謂為疵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
養馬知識的匱乏阻礙了中國本土騎術的進步。老百姓還擔心,如果他們在養馬方面過于成功,養出了最理想的馬匹,就會被朝廷的馬廄無償征用,而不是出高價購買。這種情況經常發生,養馬被老百姓視為畏途。即使朝廷三令五申鼓勵民眾養馬,但與普通百姓付出的成本和精力相比,朝廷的收購價格讓人心灰意冷。為了戰爭來臨時挽救自己而養馬,與為了抵消賦稅而養馬,這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
龐大的漢王朝甚至連馬匹的飼料都成問題。甘肅和寧夏是紫花苜蓿等牧草生長的理想地區,而皇帝卻希望將這些地區變成糧食產地。事實上,不久之后,朝廷就屈服于民眾的壓力,將這些土地轉為耕地。此外,將上好的草料運往種馬場給后勤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與在草原上放養馬匹相比,用這種方式喂養馬匹的成本很高。與其他定居國一樣,維持騎兵的費用讓國庫不堪重負。當然,戰爭會進一步增加國庫的負擔。盡管漢朝做出了種種努力,但擁有36個種馬場的漢朝始終無法為騎兵補充足夠的馬匹。
中原人很難養出體格強健的駿馬,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傳統上中原人自嘲的一部分。盡管皇帝想要獲得大量優良的馬匹,但文武官員不得不用各種理由委婉地勸皇帝打消這個念頭,因為對掌握生殺大權的人說真話會帶來各種風險。中原人敏銳地意識到馬匹對故鄉草原的思念。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劉禹錫有感于一匹馬的消瘦和死亡,寫了一首挽歌:
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逾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局蹐顧望兮,頓其鎖韁。飲龁日削兮,精耗神傷。寒櫪騷騷兮,瘁毛蒼涼。路聞躞蹀兮,逸氣騰驤。朔云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元宗羈大宛而盡有其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于宛歟。漢之歌曰:“龍為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吊之曰:生于磧礰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在所有定居國中,中國因馬資源不足而遭受的損失最大,盡管它將馬匹視為政治霸權的來源,并因馬匹近乎超自然的雄美而倍加推崇之。因此,中原地區靠草原民族提供優良馬匹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后者恰恰是與他們爭奪千里草原邊疆控制權的入侵者。
馬匹因其雄美的體魄和給人們出行帶來的便捷性,一直是禮尚往來的草原民族的重要送禮選擇。最初,人們并不像戰車盛行時代那樣買賣馬匹,而是通過復雜的禮節互贈馬匹。從草原民族與定居民族的早期接觸開始,草原人向漢人贈送馬匹的習俗就持續了幾個世紀,這種禮節實際上是中原國家變相地向敵人采購戰略資源。
早在公元前3世紀,日漸強大起來的秦就利用其運轉良好的官僚機構,極大地提高了這種交易的系統性和效率。秦朝官員安排定期將草原馬匹送到位于后來長城關隘內的檢查站。后來,秦朝官員意識到他們只是在與中間商打交道時,就派兵吞并了鄰近地區,這樣就可以直接從更遠的、馬匹飼養數量更多的養馬民族那里獲得馬匹。
仿效秦朝的做法,漢朝朝廷繼續推動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其中包括精心設計的禮品贈送儀式。例如,位于塔里木盆地之中的莎車的國王向漢朝朝廷獻馬,得到的回贈是戰車、黃金、鮮艷的絲綢和刺繡。漢朝朝廷得到的不僅是馬匹,還有忠誠。漢朝還適時通過宮廷和親,將養馬部落的首領納入漢朝的皇家體系。
出使中原的草原使者經常引發暴力和混亂,這也是中原人嚴格控制馬匹供應方的另一個原因。個別馬匹飼養人想方設法加入官方貿易使團,令使團的規模變得非常臃腫,人數眾多的使團也給中原領土帶來了威脅。漢朝在限制官方高層交流方面尤為嚴格。漢成帝時,在一次外交糾紛之后,一名大臣抱怨道:“(罽賓王陰末赴)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這位大臣怒斥出身低微的人加入使團,反映出他擔心貢品的數量會犧牲貢品的質量。后來的編年史記載,盡管中原朝廷一再要求將來訪使團人數限制在50人以內,但仍有2000人之眾的貿易使團前來。
漢朝朝廷聽說雙方的這種交流使對方更加富裕,甚至助長了對方的軍事野心后,感到十分不安。但現實情況是,漢朝的確依賴于對手提供的戰略武器——馬匹。養馬部落迫切希望能夠自由地向長城內供應馬匹,這樣他們就能準確地了解漢朝騎兵的狀況,為攻擊計劃提供寶貴的軍事情報。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漢朝朝廷一直不愿讓草原民族穿越長城進入中原地區。
盡管中原人非常重視草原民族飼養馬匹的能力,但也發現他們貪婪成性,總是渴望得到更多的中原產品,如銀鏡、漆器和絲綢。中原人希望讓養馬部落沉溺于奢靡的生活,不再來找麻煩,卻不了解他們究竟是如何使用這些易于搬運的貴重物品的。
中原人不知道的是,這些養馬部落的首領從中原得到這些東西之后,很快就轉送了出去。他們沒有囤積財富,因為即使他們想要這樣做,也沒有地方存放。他們把黃金和絲綢分給草原上更遠的部落,以換取他們的政治忠誠。這些首領轉送出去的禮物越多,他們的影響力就越大。禮物不僅沒有削弱這些首領的好戰性,反而使他們更加強大,進而更加黷武。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確保各個部落之間不會因為畜群產生爭端,也不會因為新娘被綁架或牛被偷而引發沖突。如遇戰事,首領可以向收過他禮物的盟友尋求軍事支援。由于草原部落的首領們調動其他養馬部落的能力有限,因此無限制的慷慨之舉比暴力手段更有效。一個能從中原獲取奢侈品的可汗可以維持一支強大的追隨者隊伍;不能做到這一點的首領很快就會被拋棄或被其他首領取代。距離中原地區很遠的草原墓葬發現了大量中原物品,這是極為分散的養馬部落之間結成聯盟的標志。正因如此,草原部落對中原的索取越來越多,落下了貪婪的惡名。
養馬部落一直想方設法向中原人出售牲畜還有另一個動機。馬匹的繁殖會導致馬群規模越來越大。養馬部落只能食用其中的一部分,因為馬的數量增長遠超人口的增長。多余的馬匹必須賣掉,如果中原人不愿意買,這些馬匹就會被用于戰爭。而戰爭又進一步刺激了中原人對馬匹的需求,為飼養更多的馬匹創造了有利條件。漢朝甚至后來一些朝代一貫思維敏銳又善于觀察的中原史學家似乎忽視了這一點。這是因為在2000年的時間里,草原邊疆一帶的掠奪和貿易活動夾雜著很多場你來我往的沖突,一直沒有停止過。
每當中原送出的禮物不夠豐富,或采購的馬匹數量相對于供應量太少時,養馬部落就會發動襲擊,要求中原人提供更優厚的條件。中原地區頒布法律禁止購買養馬部落的馬匹,以懲罰他們的不當行為時,也會引發后者的敵對行動。還有一些時候,養馬部落一致拒絕向中原地區出售馬匹。管理這些桀驁不馴的鄰國讓中原統治者不勝煩惱,馬匹與禮物、戰爭與和平的話題不斷出現在朝廷大臣的討論中。中國對草原馬匹的依賴隨著歷代王朝的更迭而不斷加深。然而,他們仍然不愿意放開與草原部落的自由交易,這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對他們來說,也是危險的后果。第一個草原政權——匈奴由此誕生。
(本文選摘自《馬匹與文明的締造》,[美]戴維·查費茨著,扈喜林譯,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1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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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美]戴維·查費茨/文 扈喜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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