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程世才寫過一本書,回憶自己這輩子的戎馬生涯。
可奇怪的是,書里講到他在平西的那兩年,卻變得惜字如金,幾句話就囫圇吞棗地帶過了。
巧得很,蕭克將軍晚年動筆寫回憶錄的時候,對他自己在平西當挺進軍司令的那三年光景,也僅僅只留出了一個章節,顯得格外匆忙。
這兩位老將軍在書里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沉默”,這背后,其實藏著一段讓人聽了直嘆氣的往事。
咱們得知道,1939年冀熱察挺進軍剛拉起大旗的時候,那心氣兒可是奔著“大場面”去的。
這支隊伍跟晉察冀軍區是平起平坐的大單位,手底下管著三個支隊,要人有人,要槍有槍。
可誰能想到,到了1942年過年那會兒,這個曾經被寄予厚望的戰略單位,番號居然直接被撤了,徹底消散在了歷史的風沙里。
有人嘀咕說,這是因為那邊環境太苦,也有人說是日偽軍太兇。
但要是把當年的花名冊和人事調動記錄攤開來看看,你就能咂摸出味兒來:這支部隊從紅紅火火走到灰頭土臉,或許在最開始那個定名單的節骨眼上,禍根就已經埋下了。
這事兒,還得從一份名單聊起。
1939年春天,蕭克領著程世才進了平西。
那會兒平西地界上主要有三撥人馬:高志遠的冀東抗聯支隊、宋時輪支隊,再加上鄧華支隊。
蕭克的任務,就是在這幾塊料的基礎上,把挺進軍的架子搭起來。
搭臺唱戲,頭一件事就是成立軍政委員會。
這是拍板說了算的地方,誰能坐進去,誰被關在門外,直接關系到手里的權有多大,指揮起來順不順手。
最后紅榜一揭,五個人:蕭克、宋時輪、鄧華、馬輝之、伍晉南。
蕭克是司令員,一把手,沒話說;宋時輪和鄧華是主力支隊的“龍頭”,進名單也是板上釘釘。
馬輝之是冀熱察區黨委書記,管黨務的大管家,自然也得有一把交椅。
那個讓人看不懂的變數,出在第五個人身上。
按咱們部隊的老規矩,這種核心決策圈子,參謀長那是絕對的“軍師”,缺誰也不能缺他。
跟著蕭克一塊兒上任的程世才,那時候已經是挺進軍參謀長了。
這位可是紅四方面軍出來的猛將,要資歷有資歷,要本事有本事,進委員會本該是順理成章的事兒。
可偏偏在這個名單里,坐上這最后一把椅子的不是參謀長程世才,而是政治部主任伍晉南。
這一手棋,下得太有深意了。
伍晉南原來不過是宋時輪支隊的政治部主任,論江湖地位、論打仗的功勞,怎么看也不比程世才顯眼。
蕭克為啥非要把自己的參謀長擋在決策圈的大門外頭?
這里頭的彎彎繞,大概能盤出兩套邏輯。
一套叫“端水”。
高志遠因為不是黨員沒進圈子,宋、鄧各占一席,馬輝之代表地方黨務。
剩下這一個名額,可能就得在政工干部和軍事干部之間找找平衡。
另一套叫“親疏”。
程世才是四方面軍的老底子,而蕭克雖然跟賀龍在120師有過一段“分手”的往事,但他這回到了平西,那是真想拉起一支屬于自己的“蕭家軍”。
不管當初是怎么想的,這個決定直接搞出了一個極其尷尬的局面:作為負責畫作戰圖、調動千軍萬馬的參謀長,在大事拍板的時候,卻連舉手投票的資格都沒有。
這哪光是面子掛不住的問題,這是組織架構上的一處硬傷。
更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兒還在后頭。
冀熱察挺進軍的整頓工作并不順當。
高志遠后來被槍斃了,宋時輪和鄧華也因為種種緣故先后離開了平西。
原本擠得滿滿當當的五人委員會,一下子空出來兩把椅子。
這時候,要是為了補上之前的遺憾,順水推舟讓參謀長程世才遞補進去,那是再正常不過的操作,也能把人心給穩住。
可蕭克愣是沒這么干。
他寧愿讓這兩個位子一直空著落灰,也沒把程世才拉進那個圈子里。
程世才是個腦子活泛的人,更懂得顧全大局。
雖然心里像吞了蒼蠅一樣不舒服,但他嘴上把門很嚴,依舊在參謀長的位子上兢兢業業地干著。
直到1940年開春,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把這種“有職無權”的尷尬燒到了頂點,也徹底試出了程世才到底是塊什么料。
那會兒,蕭克離開了平西,去抗大二分校作報告、挑干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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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偽軍瞅準了這個空檔,集結了烏泱烏泱九千多號人馬,沖著挺進軍發起了多路圍攻。
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九千人,對于那時候的挺進軍來說,簡直就是泰山壓頂。
家里的大掌柜不在,能頂事的只能是參謀長。
蕭克遠在二分校,鞭長莫及,只能發電報讓程世才代行指揮。
這一仗,程世才打得那是相當漂亮。
他手里滿打滿算只有兩個團,面對好幾倍的敵人,硬是咬著牙血戰了十四天。
最后不光陣地守住了,還干掉了敵人一千多,成功把鬼子給頂了回去。
在打仗這塊,這叫“以少勝多”;在職場上,這叫“救火功臣”。
照理說,經過這么一遭,程世才的本事那是實打實地露出來了,他在軍政委員會的位子怎么著也該穩了吧。
蕭克回來了,但他帶回來的不是給程世才的嘉獎令,而是一位“老鄉”——徐德操。
蕭克在二分校碰上了當時當訓練部部長的徐德操,兩人聊得那叫一個投機。
蕭克覺得徐德操懂軍事,就拉著他來平西“幫幫忙”。
徐德操一腳踏進平西,立馬出任挺進軍參謀長,而且順風順水地直接進了軍政委員會。
同樣的活兒,程世才干了一年多,死活進不了那個圈子;徐德操剛來,屁股還沒坐熱,就成了決策層的一員。
這已經不是暗示了,這是把牌明晃晃地攤在桌子上了。
對程世才來說,平西這地界已經容不下他了。
但他畢竟是員戰將,不愿意窩在機關里受氣,于是他做了一個膽大的決定:主動打報告要去平北。
這表面上看是去“開疆拓土”,實際上就是一次無奈的“自我放逐”。
蕭克答應得特別痛快,給了他第7團。
順手還把那個出了名的“爛攤子”——第10團,也劃給了平北方向。
第10團的前身就是高志遠那個冀東抗聯支隊。
高志遠被處決后,人心早就散了,逃兵一撥接一撥,根本沒什么戰斗力。
蕭克正愁這塊燙手山芋沒處扔,現在程世才愿意去平北,正好把這個包袱甩過去。
如果程世才真能把平北和平西連成一片,那是意外之喜;要是連不上,頂多也就是損失一個團。
這筆賬,蕭克算得那是真精。
可打仗從來不是靠算賬就能贏的。
平北那是日偽軍重兵把守的心窩子,程世才手里只有一個第7團和一個半殘廢的第10團,沒地盤,沒糧草,連口熱乎飯都吃不上。
這哪是打仗,簡直就是荒野求生。
程世才雖然勇猛,但也變不出戲法來。
第10團繼續散伙,第7團在游擊區根本站不住腳。
沒過多久,程世才只能帶著殘部灰頭土臉地撤回平西。
這一去一回,不光沒能打開局面,反倒把銳氣給折騰沒了。
敵人很快就咬著尾巴追過來了。
這時候,蕭克環顧四周,手里能打硬仗的將領,數來數去居然還是只剩下程世才一個人。
于是,那個剛剛“敗退”回來的程世才,又接到命令,帶著第9團去頂住敵人。
這又是一場硬碰硬的惡仗。
程世才帶著第9團,跟鬼子死磕了幾天幾夜。
最后的戰果是:雙方各死傷幾百人,日軍被迫撤退。
在敵強我弱、裝備差一大截的情況下,能把戰損比打到一比一,還能逼退日軍,這在抗戰史上絕對算得上一場拿得出手的勝仗。
但在蕭克眼里,這還不夠。
蕭克對這場戰斗很不滿意,他覺得程世才指揮有問題,導致部隊傷亡太大,為此發了好大一通火。
這就很有意思了。
如果不打,那是抗命;打了輸了,那是無能;打了贏了但傷亡大,那是戰術不行。
在當時那種絕境下,換任何一位將來,誰敢拍胸脯保證能比“一比一逼退日軍”干得更漂亮?
這場爭吵,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打了勝仗還挨批,程世才的心徹底涼透了。
沒過多久,他離開平西,回了延安。
程世才這一走,帶走了挺進軍最后那點“硬骨頭”。
往后的局勢那是急轉直下。
蕭克手里再也沒有能征善戰的大將,冀熱察挺進軍在日偽軍的掃蕩下日子越過越難,根據地越來越小,最后連吃飯穿衣都成了大問題。
1942年,冀熱察挺進軍番號被撤銷。
這支曾經野心勃勃、想要跟晉察冀比肩的部隊,就這樣沒了。
回過頭來再看,冀熱察挺進軍的失敗,固然有外部環境殘酷的原因,但根子上的問題始終出在“人”身上。
一個攤子,如果最會打仗的人進不了核心圈;如果立了功的人得不到該有的信任;如果外來的“老鄉”隨隨便便就能頂替浴血奮戰的功臣,那么這個攤子的凝聚力,注定是脆得像紙一樣。
程世才回到延安后,先后在抗大分校和黨校干過,直到抗戰勝利才重新回到前線。
那是他在最黃金的年紀里,最落寞的幾年。
多年以后,當兩位老將軍在回憶錄里對這段往事保持沉默的時候,他們或許都在心里頭反復復盤過那幾年的得與失。
只可惜,這世上沒有后悔藥,那支番號被撤銷的軍隊,再也回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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