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或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專家：是這些關鍵因素導致的

近期圍繞我國“生命終點高峰”的熱議，已從統計圖表蔓延至社交平臺，甚至社區廣場、公交站臺，常能聽見中老年朋友談論“將來誰來照料”“以后會不會‘走不起’”這類現實話題。

這并非突發危機，而是社會演進過程中一個可預見的結構性節點——只是公眾心理節奏尚未同步跟上發展節拍。

從“人口紅利”到“死亡拐點”

不少人仍習慣性援引“十四億人口”這一宏觀數字自我寬慰，卻少有人靜下心來細讀那幾組悄然變動的年度數據。

2024年，全國總人口為14.08億，較2023年減少140萬人。

這已是連續第三年呈現人口總量收縮態勢。

更具標志意義的是：當年出生人數僅為954萬人，而死亡人數已達1093萬人，“死亡人數首超出生人數”正式成為常態化現象。

當時不少民眾感到猝不及防，內心震動強烈。

但若將視線拉長至半個多世紀前，便會發現，這一轉折并非偶然閃現，而是歷史軌跡中早已埋設的必然刻度。

要厘清這個“拐點”的源頭，必須把日歷翻回1963年。

彼時新中國剛走出三年困難時期，1962至1975年間，全國迎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輪“新生兒浪潮”。

其中1963年尤為突出，全年新生人口逼近3000萬大關。

那一年，產房里啼哭此起彼伏，縣鄉衛生所人滿為患，家屬院里嬰兒車排成長龍，整個社會被蓬勃的生命氣息所充盈。

這批集中降生的人群，在隨后數十年間逐步成長為支撐國家經濟運轉的主力軍，構筑起世人熟知的“人口紅利”基石。

工廠車間常年保持滿負荷運轉，基建工地始終活躍著年輕身影，外貿訂單持續攀升，住房消費、教育投入、日常服務市場均深度受益于這股澎湃動能。

但人口規律從不單向運行——出生潮終將映射為離場潮。

某一階段出生規模越大，數十年后步入高齡乃至生命終期的人群體量也越龐大。

據中國社科院、國家衛健委老齡研究所等多家權威機構聯合建模推演，1963年前后出生群體將于2025年起大規模邁入60歲門檻。

至2040年，該群體普遍進入70至75歲區間，恰處于現代臨床醫學界定的“高致死風險年齡段”。

而到了2061年前后，其中壽命最長者也將陸續抵達生命終點，屆時全國年死亡人數或將逼近2000萬峰值水平。

換言之，1963年那一片響徹神州的嘹亮嬰啼，歷經約八十年時光沉淀，最終將在2061年前后凝結為一座沉靜而宏大的“生命退場高峰”。

所謂“死亡曲線抬升”“臨終人口激增”，實則是當年“出生高峰”在時間維度上的精準回響。

這段進程并非某項政策驟然觸發的系統故障，而是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沿著既定人口發展邏輯穩步前行的歷史路徑。

政策可以調節未來生育節奏，卻無法改寫已經走過六七十年人生歷程的數億個體生命軌跡。

更需指出的是，這一圖景絕非中國獨有。

日本于上世紀七十年代、韓國于八九十年代，均曾經歷相似的出生高峰，并在數十年后迎來同等強度的老齡化回波。

差異僅在于：他國率先觸達這道人口結構臨界線，而中國則以全球罕見的龐大規模，在更緊湊的時間框架內直面同一挑戰。

當下我們所見的出生率下行與死亡率上揚，本質是歷史對當年“集中孕育”階段的一次系統性回應。

倘若將國家比作一本世代延續的賬簿，那么1963年的那次“海量入賬”，如今正進入高強度“兌付周期”。

這筆賬目，早在第一批嬰兒呱呱墜地之時，便已在時間銀行中完成登記，只待歲月履約清算。

長壽社會的真實成本

許多人產生一種直觀感受：為何身邊銀發身影日益密集？醫院候診區、地鐵車廂、早市攤位，處處可見白發蒼蒼的長輩身影？

原因并不復雜——當代中國人不僅活得更久，而且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高壽且安穩”的一代。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人均預期壽命尚不足35歲，嬰幼兒夭折率居高不下，成年群體亦頻繁受困于傳染病、營養匱乏及戰后健康遺留問題。

截至今日，全國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8.6歲，部分超大城市更突破82歲關口。

與此同時，人口粗死亡率由建國初期的千分之二十左右，持續回落并穩定在千分之七至八區間。

簡而言之，大量原本可能在中青年階段因疾病或環境因素離世的人群，如今被現代醫療體系、疾控網絡與基礎衛生保障穩穩托住，得以延續生命、步入老年。

打個比方，社會如同一座巨型蓄水池。

上游入口是新生兒數量，下游出口是死亡人數。

過去幾十年，上游曾在嬰兒潮期間大幅開閘，海量人口涌入；而下游則因疫苗普及、急診能力提升、慢性病管理強化等因素不斷收窄——許多本該提前退出生命流程的個體，被“暫緩釋放”于池中。

經年累月，池中水位自然持續抬升，老齡化水位線隨之不可逆地上移。

當前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約3.12億，占總人口比重達22.1%，其中65歲以上人口逾2.2億。

這一規模在全球范圍內位居前列，堪稱名副其實的“超大型老年型社會”。

從家庭微觀體驗看，“七十古來稀”早已讓位于“八十仍健步買菜”，生命終點整體延后，但并未消解其客觀存在。

醫療系統承壓狀況最為直觀。

一線及新一線城市三甲醫院門診大廳內，老年就診者占比普遍超過一半；住院部床位中，長期收治慢性病高齡患者的占比持續走高。

醫保基金支出結構中，老年群體慢病管理、藥物維持、定期復查等費用占據主導地位。

一旦進入多病共存的老年階段，即便無需重大手術干預，僅憑高頻次小病診療、長期規范用藥、周期性功能評估，已足以令醫保統籌賬戶與家庭財務雙雙承壓。

若進一步疊加長壽衍生的照護需求，問題便遠不止“多活幾年”這般輕描淡寫，而是長達數年甚至十余年的連續性照護投入。

再往深層延伸，則是常被忽視的“生命終末支持鏈”。

臨終前三年，誰來提供專業照護？

官方數據顯示，目前全國養老護理崗位缺口超630萬人，而持有國家認證資格證書的專業護理人員不足50萬人。

這意味著，大量亟需翻身拍背、清潔護理、鼻飼喂養、皮下注射、用藥分類管理的失能老人，真正能獲得的照護力量嚴重短缺。

許多中年子女不得不在職場晉升與居家陪護之間艱難抉擇，“辭去工作專職照護父母”正成為越來越多三四十歲人群的真實生活選項。

與此同時，“身后事負擔加重”已在多個核心城市形成現實壓力。

一線城市優質墓位價格屢創新高，知名陵園單穴售價動輒四五十萬元起步，部分地段墓價已顯著高于同區域商品房單價。

火化預約排隊周期延長、告別廳檔期緊張、骨灰寄存空間告急……這些曾被視為禁忌的話題，正日益進入公共討論視野。

民間戲稱“生時買不起房，走后買不起地”，折射出的是城市土地資源趨緊、殯葬服務供給不足、定價機制改革滯后的多重治理難題。

既然這場“人口老化、離世集中”的趨勢難以逆轉，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答案顯然不是被動等待，而是主動布局、順勢調適，在這場不可逆的結構性變遷中開辟新路徑。

具體而言，需雙軌并進：一是在硬件端加快補齊“生命終點服務體系”，涵蓋專業照護、老年醫療、安寧療護、綠色殯葬等基礎設施；二是在軟件端推動全社會重建對“衰老”與“終結”的理性認知與情感準備。

適老化社區改造、醫養融合綜合體、智能康復輔具、無障礙家居設計、養老目標日期基金、遺囑公證數字化平臺、家族財富傳承方案、云端紀念空間建設……

正迅速成為資本聚焦、企業加碼的重點發展方向。

有研究機構預測，未來十五年內，“銀發經濟”相關產業總規模有望突破30萬億元人民幣。

說得更直白些，過去數十年，經濟增長主要依賴青壯年人口的勞動輸出、時間投入與消費升級；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社會將逐步轉向從“生命成熟期”與“生命謝幕期”中挖掘服務需求、創造經濟價值，即真正意義上的“經營時間價值”。

這背后，實則是全民生死觀的深層迭代。

衰老與離世本屬自然生命循環的固有環節，只是過往高速發展期，我們過度聚焦于“建設”與“增長”，有意無意回避了關于“終點”的深度思考。

1963年前后誕生的近三千萬人，曾作為國家建設的中流砥柱，推動中國從積貧積弱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待到2061年前后，當他們集體步入生命終章，也將以另一種方式牽引社會轉型——由粗放式規模擴張，轉向精細化人文關懷；由重物質積累，轉向重生命質量；由強調生存效率，轉向重視心理韌性與尊嚴善終。

這并非衰退信號，而是一場深刻的新陳代謝。

老一輩漸行漸遠，既為新一代騰挪出發展空間、資源配額與制度空間，也將“如何體面謝幕”這門必修課，鄭重交付給整個社會。

當那座“沉默的生命洪峰”真正來臨之際，我們期待見證的，不是一個倉皇失措的國度，而是一個已學會與時間從容對話、敢于直面生命終點、亦深諳告別藝術的成熟文明。

參考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