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點見效后，我看到了比檢查更讓我心酸的事

2016年春天，廠子終于喘過氣來了。

正月十五剛過，丹東那邊傳來消息——凍結的那二十萬貨款，解凍了一半。我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車間里看女工們干活，手一抖，煙差點掉了。

“多少？”

“十萬。剩下的再等等，說是分批解。”

掛了電話，我站在那兒，半天沒動。崔姑娘抬起頭看我，用眼神問怎么了。我沖她笑了笑，沒說話。

打點的學問

說起來，這還得感謝國內那個朋友的點撥。

去年年底，我回丹東過年，跟老劉喝酒。他聽了我的情況，給我出了個主意：“你得舍得花錢打點。不是那種小打小鬧的煙酒，是大錢。”

“多大？”

他伸出五根手指：“這個數。從上到下，關鍵的人，一個一個喂。喂熟了，他們就是你的門神。”

我咬牙拿了五萬塊。回新義州之后，托黃廠長約了幾個關鍵人物吃飯。酒桌上，我什么都沒說，就是喝酒，就是敬，臨走塞了紅包。

效果立竿見影。

二月份開始，檢查突然少了。以前一個月四五波，現在一個月來不了一回。偶爾來的，也是走個過場，轉一圈就走，連賬本都不翻了。三月份，消防的人來，看了看，說挺好，沒問題。查賬的人來，翻了翻，說賬目清楚，沒問題。連去年那個最麻煩的“上面的人”，都沒再出現過。

黃廠長有天晚上來找我喝酒，喝到一半，他說：“廠長，你開竅了。”

我說是。

他拍拍我肩膀：“這就對了。在哪兒都一樣，有人護著，才有人活著。”

三月份，第二批貨款解凍了。加上之前的，卡住的錢回來了十八萬。賬上第一次有了活錢，不用再借錢發工資了。

我站在辦公室窗前，看著車間里那些埋頭干活的背影，心里想：是時候了。

升級

三月底，我讓施工隊進了廠。

先改造宿舍。原來那五間房，再加蓋八間，能住六十個人。炕換成新的，地磚鋪上，墻刷白。每個屋加個爐子，燒煤的，晚上燒得熱熱的。被子全換新的，厚的，軍綠色的，一人兩條。

然后是食堂。原來就一個灶臺，兩口鍋，一頓飯能做三十個人的。現在擴大了一倍，加了兩個灶，買了蒸箱、和面機。廚師從丹東請的，一個月三千塊，專門做菜。

我跟廚師說：以后每天三頓飯，早中晚，管飽。午飯和晚飯必須有肉，最少兩個肉菜。紅燒肉、燉排骨、炒肉片、肉末茄子，輪著來。

廚師算了算賬：“廠長，這一個月光肉錢就得兩三萬。”

我說：“花。”

四月一號，新食堂開張那天，我讓廚師做了十個菜。紅燒肉、糖醋排骨、木須肉、肉末豆腐、雞蛋炒西紅柿、炒土豆絲、白菜燉粉條、紫菜蛋花湯、大米飯、饅頭。

女工們站在食堂門口，看著那滿滿一桌子菜，沒人動。

“吃啊，”我說，“今天是開張，隨便吃。”

崔姑娘第一個走進去，拿起碗，盛了半碗米飯，夾了一筷子土豆絲，坐在角落里，低頭吃。

其他人也跟著動。可我發現，她們都只夾素菜，肉菜沒人動。

我走到崔姑娘跟前：“怎么不吃肉？”

她抬頭看我，有點慌。然后站起來，夾了一小塊紅燒肉，放進碗里，拌著米飯吃了。吃完，沖我笑笑，又低下頭。

我看了一圈——每個人碗里都是素菜居多，肉就一兩塊，有的干脆一塊沒有。

那天之后，我開始注意她們的吃法。

每天早上，食堂供應粥、饅頭、咸菜。她們吃得很急，十五分鐘就吃完，然后去車間。可我發現，有人往兜里塞饅頭——掰一半，用塑料袋包好，揣進懷里。動作很快，很自然，像做了千百遍。

中午和晚上也一樣。肉菜上來，她們夾一兩塊，吃了，然后就只吃素菜和米飯。可每個人身邊都放著個塑料袋，或者飯盒。等吃得差不多了，她們會把剩下的肉菜——那些沒動過的、完整的肉塊——夾出來，裝進塑料袋，塞進兜里。

一開始我以為她們是吃不完浪費。后來發現不是。她們是特意省下來的。

四月中的一天，我讓小崔幫我問問。

小崔跟幾個女工聊完，回來跟我說：“廠長，她們把肉帶回家。”

“帶回家？”

“給家里人吃。老人、孩子、男人。”小崔低著頭，“她們說，廠里天天有肉，她們吃飽了。家里一年吃不上幾回，帶回去，孩子就能吃上。”

我站在那兒，半天沒說話。

崔姑娘那天晚上加班，我特意去食堂看。她端著一碗飯，面前放著一份紅燒肉。她把肉一塊一塊夾出來，用塑料袋包好，塞進飯盒里。然后低頭吃米飯，就著白菜湯，吃得干干凈凈。

我走過去，在她對面坐下。

“你弟弟，”我問，“多大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比劃著：七歲。

“上學了？”

她點點頭，笑了。

我又問：“他喜歡吃肉嗎？”

她點頭，笑得更開了。然后她從兜里掏出那個飯盒，打開，給我看——里面整整齊齊碼著七八塊紅燒肉，油汪汪的，還冒著熱氣。

“這個，”她說，用磕磕巴巴的漢語，“弟弟的。”

我眼眶一熱，扭過頭去。

金明子大娘來了

四月下旬，恩珠來了。

她長高了，十二歲了，穿著件新棉襖——不是紅的，是藍的，領口繡著花。身后跟著金明子大娘，背著個大布包。

“廠長，”恩珠跑過來，“我放假了，來看你。”

我蹲下來，看著她。臉上有肉了，眼睛亮亮的，不像前幾年那么瘦了。

“大娘也來了？”

大娘走過來，握住我的手，說了半天話。恩珠翻譯：“大娘說，謝謝廠長。她在電視上看到新聞了，說今年朝鮮干旱，好多地方糧食不夠吃，她怕廠里也難。來看看，放心。”

我心里一動。

新聞上說的那些事我知道——2016年1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警告，朝鮮有2.5萬名兒童因旱災急需營養治療，糧食產量比前年減少了20% 。三月份的報告說，朝鮮居民日均糧食配給只有370克，連聯合國建議的600克都不到 。

可這些話，我沒跟女工們說過。她們也不問。她們只是每天低頭干活，把省下來的肉帶回家。

那天晚上，我留大娘和恩珠吃飯。食堂里紅燒肉、燉排骨，滿滿一桌子。大娘看著那些菜，眼眶紅了。她夾了一塊肉，放進嘴里，嚼了嚼，然后就不吃了。我問怎么了，恩珠說：“大娘說，太好吃了，舍不得吃。她想帶回去，給鄰居家孩子嘗嘗。”

我讓廚師另外裝了一份，讓大娘帶回去。

賬本上的新一頁

恩珠臨走前，給我看了她的賬本。

還是那個作業本，邊角卷了，封面上又添了幾道褶子。翻開，一頁一頁記著：

“2016年1月，賣雞蛋賺3塊，攢著。”

“2016年2月，幫大娘干活，給2塊，攢著。”

“2016年3月，學校發獎學金，5塊，攢著。”

翻到最后一頁，上面寫著幾行新字：

“2016年4月，來廠里看李廠長。食堂好多肉，大娘哭了。崔阿姨說，廠長是好人，給她們蓋了新宿舍，天天有肉吃。她說她弟弟今年七歲了，比以前胖了。”

下面還有一行，歪歪扭扭的：

“媽，你在那邊看見了嗎？廠長把廠子保住了。新義州真的在變好。”

我把賬本合上，還給她。

“恩珠，”我說，“你現在還欠賬嗎？”

她搖搖頭，笑了：“不欠了。我媽的賬，我還完了。我現在是攢錢，給自己上學用。”

我看著她，看著她那雙亮亮的眼睛，心里說不出的滋味。

十二歲的孩子，從十歲開始記賬，一筆一筆，清清楚楚。欠的債還完了，開始攢自己的未來了。

五月初，有一天晚上加班，我去車間轉了一圈。

九點多了，燈還亮著。女工們還在干活，手一刻不停。崔姑娘坐在第三排，面前堆著一摞包裝盒。

我走過去，在她旁邊站了一會兒。她抬起頭，沖我笑笑，又低下頭干活。

她的工位旁邊，掛著那個熟悉的布包。里面鼓鼓囊囊的，裝著飯盒。我知道，那是今晚省下來的肉，明天帶回家給弟弟的。

我看著她那雙裂著口子的手，看著她低著頭認真干活的樣子，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見她的時候。那時候她才十九歲，瘦得跟竹竿似的，在食堂里問我：“能帶回去嗎？”

三年了。她弟弟從四歲長到七歲，從一年吃不上兩回肉到現在每周能吃上一回。她自己從瘦成竹竿到現在臉上有了肉，從睡門廊到現在住進暖和的宿舍。

可她還是在省肉。還是把最好的那一口，留給家里。

車間里機器轟隆隆響著，燈光照在她們身上，照出那些瘦削的肩膀，那些認真的側臉。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們不是不舍得吃。她們是舍不得自己吃。她們心里裝著的，永遠是家里人——弟弟、妹妹、老人、孩子。自己吃飽了就行，肉要帶回去，讓那些還在餓的人，也嘗一口。

朝鮮那地方，苦是真苦。2016年，干旱、洪水、制裁，新聞上天天說 。可這些人，好也是真好。她們自己吃著白菜湯，把肉省下來帶回家。她們住著暖和的宿舍，心里惦記的還是家里那個冷炕。

那天晚上，我去食堂看了看。廚師正在準備明天的菜，一大盆五花肉泡在水里。我說：“明天多做點，讓他們多帶些回去。”

廚師點點頭。

我站在食堂門口，看著那排新蓋的宿舍，看著里面透出來的暖黃的燈光。風吹過來，已經不冷了。

春天，真的來了。

回辦公室的路上，我碰見崔姑娘。她剛從宿舍出來，手里拿著那個飯盒，往車間走。

“怎么不睡覺？”

她比劃著：忘了東西，回去拿。

我看著她走回車間，打開燈，從工位上拿起那個布包——是她每天帶飯的那個。她把飯盒放進去，系好，掛在墻上。

然后她關燈出來，看見我還站在那兒，沖我笑笑，跑回宿舍去了。

我站在黑暗里，看著那個車間，看著那扇門，看著那排亮著燈的宿舍窗戶。

抽屜里，那雙新襪子還沒穿。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2012年的，2014年的，2015年的，2016年崔姑娘織的。

十二雙了。

等著。日子在往前走。她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