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須盡快攜手，方能穿越技術周期

賽格特約作者 關不羽

導讀

2023年，國際政治風云變化，中美關系異常詭譎。一方面，美國企業界對中國市場熱情不減，年初以來知名企業家密集訪華，比如特斯拉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蘋果公司的蒂姆·庫克、英特爾公司的帕特·格爾辛格、通用汽車公司的瑪麗·巴拉等等，他們為中美經濟合作注入了暖意。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華強硬的“鷹派”政策和對中國企業的制裁政策頻出，對美國企業向中國出口大加限制，違背了自由貿易的立國精神。對此，美國企業家是有苦難言。

10月21日，美國政府對AI芯片實施出口管制，黃仁勛回應稱“英偉達會遵循美國政府的相關規定”，“希望盡可能擁有較大的市場，會盡量支援各個市場需求，也支持中國大陸市場客戶”，并重申，“中國當地也有不少很好的科技廠商，例如華為等，英偉達也必須努力與當地產業競爭，再觀察結果”。

黃仁勛的表態耐人尋味。“遵守規定”的無奈，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依不舍，對優秀中國科技企業的敬意與重視，心態復雜。

2023年8月，黃仁勛在發布會上展示英偉達最新的GH200超級芯片，配備141GB的內存以及72核的ARM芯片

此前，社交媒體曾傳出黃仁勛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包括與騰訊、字節高層會面，但至今并未成行。

沒有人比企業家更重視經濟，也沒有人比企業家更懂經濟。比起咄咄逼人的美國“鷹派”政客，美國企業家對中美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更為謹慎，對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科技合作有著高度善意。

在經濟問題上，企業家的判斷永遠比政客要準確。全球經濟體系正處于“疫情后遺癥”的陰影下，中美兩國的“癥狀”截然相反，卻又高度關聯。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高度合作，才能帶領全球經濟尋求“穿越周期”的藥方。

美國是全球經濟高通脹的源頭

美國目前承受著巨大的通脹壓力，主要源于疫情期間大規模放水。

疫情暴發后，世界主要經濟體幾乎都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沖擊。不過，貨幣注入方式各有不同。歐盟和日本主要是央行收購資產的間接方式。而美國則是大開大闔，通過增發美債，以大規模向個人、企業發放補貼的直接方式注入貨幣。

疫情前的2019年，美國國債總額為22.72億美元。截至今年9月18日，美國國債已經突破33萬億美元。美債攀升的速度之快，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時經濟。

2017年9月，美債規模突破20萬億美元；2022年2月，美債規模突破30萬億美元。2023年6月，聯邦政府債務規模突破32萬億美元，達到這個數字的時間比新冠疫情前的預測提前了9年

從全球貨幣供給機制的角度看，美國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可以理解。美元是全球貨幣體系的中心貨幣，美元供給是全球貨幣供給的源頭。如果美元供給滯后，那么全球主要經濟體步調一致的貨幣救市無從談起。

但是，即便是合理的做法，也不意味著沒有代價。貨幣救市從來都不是無代價的，用貨幣放水為疫情造成的經濟沖擊埋單，只是一次延遲支付。這輪全球通脹就是美元大放水的副作用。歐元區的通脹率持續停留在5以上。經歷長期通縮，CPI多年“趴窩”的日本在年初也出現了4.3的大動靜。

因此，這輪高通脹不是美國一家的難題，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都要面對的困境。目前問題最嚴重的是歐元區，高通脹、低增長的滯脹衰退特征明顯。IMF已經全面降低了歐元區今年的GDP增長預期，預測“歐盟經濟火車頭”德國2023年經濟將萎縮0.5%，法國也僅為1%。整個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將大幅落后全球3%的水平，也低于美國的2.2%。

美國2.2%的經濟增長率，比歐盟當然要好一些。失業率、消費等重要指標也較為健康，顯示了較強的承壓能力。但是，依然處于通脹性衰退甚至滯脹的陰影中，加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傳導作用，歐元區鄰居的“肺炎”也會引發美國經濟的“感冒”。

總之，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目前的高通脹問題是疫情救市的后遺癥，主要問題出在了貨幣。鷹派政客在此時加劇中美摩擦，大大增加了全球經濟的風險，是非常不明智的舉動。

中國“通脹不足”的成因分析

目前困擾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是通脹不足。主要問題不是出在樓市、股市，而是外貿出口增長乏力，降低了輸入性通脹。

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外貿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重要的支柱。巨額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收入形成了輸入型通脹，是主要的通脹動力。2012年前后基礎設施—房地產的聯動體系發力，房地產投資額在GDP中的占比大幅攀升，最高時達到了40%。外貿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出現了下降。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擺脫了“外向依賴型”經濟。

然而，疫情期間的中國經濟表現打消了這種錯覺。疫情暴發后，中國率先復工，出口大幅增長，占GDP比重再次達到了15%以上。與此同時房地產增長乏力，在GDP中的占比出現了下滑。而這三年中國的通脹率分別為2.5%、1%、2.5%，表現正常，同時還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三年正增長的“逆行者”。

外貿出口和房地產，哪一個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一目了然。房地產的經濟推動作用存在高估。占GDP比重30-40%的投資，只產生了GDP7%左右的產業增加值，經濟拉動效率并不高。而外貿出口的外匯收入以輸入型通脹的機制直接從貨幣端提供了經濟動力。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賺了多少外匯的加減法，而是在經濟運行中不斷滾動、放大做乘法。

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9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0%，8月同比上升0.1%；環比上漲0.2%，漲幅比上月回落0.1個百分點

目前中國的通脹不足與美元計價的外貿出口大幅下降，存在著明顯的聯動關系。今年中國通脹率的變化和外貿出口額之間有很強的同步性，第二季度出口的同比下滑幅度最大，通脹率表現最差。8月份和9月份連續兩月出口下降幅度收窄，通脹率也有企穩的跡象。這說明，中國經濟目前還高度依賴外貿出口創匯的支撐。

全球經濟處于下行周期

中國外貿出口不足，過剩的產能與貨幣供給不匹配，造成了“通脹不足”。美國則是貨幣過剩，通脹壓力大增。中美兩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兩大經濟體“火星撞月球”，又不可避免地對全球經濟體系造成負面影響。加之歐盟的經濟復蘇乏力，全球經濟體系進入一個下行周期。這一經濟周期表現是結構性的，短期內很難逆轉。

主要問題出在了美國為了抑制通脹采取的超常規加息政策。加息驅動下，海外美元大量回流美國，會對中美兩國克服經濟周期造成障礙。

對中國而言，主要是美元回流后全球“美元荒”，對國際貿易結算的影響。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下降，意味著中國從新興市場國家獲得外匯收入的“含金量”下降，削弱了輸入性通脹的作用。

對美國而言，海外美元大量涌入美國，加劇了美國的通脹壓力，加息政策遲遲難以退出。高利率、高通脹的經濟負面作用會逐步顯現，即便退出加息政策后，巨大的慣性還會持續很長時間。

因此，短期內很難改變經濟周期的下行趨勢，甚至中長期也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正處在經濟周期的下行線，逆勢“上坡”的唯一希望是新一輪科技周期的啟動，而這也離不開中美兩國的合作。

啟動新的科技周期需要中美合力

工業化時代以來，全球經濟就是經濟周期和科技周期交替啟動的復調。最近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九十年代互聯網科技革命釋放的巨大經濟紅利帶來了長達二十年的全球經濟增長與繁榮，甚至扛過了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巨大沖擊，在2008年后還維持了5年左右的增長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科技革命前的全球經濟正處于下行周期。先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歐美滯脹，里根—撒切爾改革有限復蘇后，八十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又把全球經濟推向了危機邊緣。所幸的是，互聯網科技革命的力量較好維系住了生產效率的提升趨勢，一掃衰退風險。也就是說，全球經濟并沒有自發地“穿越周期”，而是靠科技周期逆轉了頹勢。

互聯網科技革命加速了科技周期的車輪，超越了經濟周期。如今新的科技周期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人工智能技術、生物科技的產業化方向已經很清晰，核聚變、超導技術等熱門領域也有了破繭而出的跡象。

這些前沿科技只要有一兩項大規模應用，釋放的科技紅利都足以引發局部的產業革命。如果是“鏈式反應”的大爆發，那么這輪新的科技周期將是顛覆性的全球經濟體系重塑。

疫情經濟的特殊條件還讓新的科技周期獲得了額外的經濟加速。疫情暴發之初，大量避險資金涌入美國資本市場，高科技產業是最大的受益者。

美國科技企業巨頭的市值飆升，2019年僅有蘋果、微軟兩家科技企業市值達到萬億美元以上。2021年有5家高科技企業市值過萬億。其中蘋果市值近3萬億，微軟也超過了2萬億。2022年回調后，今年又大幅增長，萬億市值的科技企業數量穩定保持了4、5家。

同期，美國的“獨角獸”企業大幅增加。2019年，美國的獨角獸企業不到200家，2022年這個數字暴增至600多家。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科技類企業。增速已經超過了互聯網科技革命的黃金十年。

胡潤研究院發布《2023 全球獨角獸榜》，美國以666家位居第一，占全球獨角獸總數的 49%，中國以316家位居第二，印度保持第三位，有 68 家獨角獸企業

經歷三年疫情之后，美國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超級計算機等科技領域的突破并非偶然。

而且，這一投資熱潮還沒有過去。美國自去年以來的多輪加息，吸引大量“熱錢”涌入。動蕩的全球地緣政治迫使這些“熱錢”避險沉淀，它們還會持續注入美國高科技產業，推動這架全球科技創新的火車頭迅猛前進。預計三到五年內將會有一批新興科技進入大規模產業化應用的階段。

不過，開啟新一輪科技周期，僅僅有美國科技創新的動力是不夠的。科技周期不僅需要實驗室的尖端設備、最強大腦，還需要龐大的應用市場。只有通過市場的反復試錯、磨合，新科技才能高效地從實驗室技術轉化為應用技術，才能釋放出經濟紅利。這就需要美國的研發動力和中國的市場動力形成的合力。

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成熟，中國就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重要性不遜于美國。很多美國的基礎研究是在中國市場轉化為成熟的應用技術。必須承認，時至今日中國互聯網科技在基礎研發能力上和美國還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但是在應用技術層面，中美的差距要小很多，甚至視頻、電商等產業化程度高的局部，中國具備一定的技術優勢，相關企業在海外市場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中美兩國能夠在新一輪科技周期中保持上一輪的緊密合作，及時踩下全球經濟下行的急剎車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在科技合作領域中美漸行漸遠，那么兩國乃至全球經濟都會承受經濟周期下行的巨大壓力。

對中國而言，如果在新一輪科技周期邊緣化，意味著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邊緣化，重蹈歐盟、俄羅斯的覆轍，失去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經濟競爭的舞臺。美國作為全球科創中心，固然不存在“掉隊”之虞，但是科技創新動力轉化為經濟動力的節奏將會被打亂，經濟會在衰退、危機中走一段很長的彎路。兩大經濟體的增長乏力會蔓延至全球經濟。

誠然，中美關系出現了諸多問題，國際政治競爭、價值理念沖突有升級的跡象。兩國都有擴大矛盾的聲音，且波及到了經濟和科技領域。尤其是美國政客濫用制裁工具限制兩國科技產業的合作，嚴重傷害了兩國經濟，更是嚴重影響了兩國企業的正常經營。

面對美國政府的干擾，黃仁勛是無奈的、不滿的，也是不甘的。這可以代表很多美國企業家的態度。美國很多優秀企業家頂著政治壓力，依然熱情地尋求與中國合作、重視中國市場的熱情。

企業家的勇氣，值得珍視。企業家的市場視野，值得重視。

無論國際政治風云變幻，不能否認在科技領域、經濟領域中美之間競爭與合作并存，但合作優先于競爭。沒有合作為基礎，也就不存在什么競爭，只有衰退和危機的雙輸，更是全球經濟體系的全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