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啟刑辯內訓：陳薊律師講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辯護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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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行千里

2025年4月10日，浙江厚啟律師事務所舉辦了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辯護路徑探究”為主題的專業內訓。本次培訓由陳薊律師主講，結合實務案例與法律理論，聚焦幫信罪的類型化特征、司法認定難點及辯護突破方向，為團隊辦理此類網絡犯罪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

陳薊律師以《刑法》第287條之二為核心，結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司法解釋，梳理了幫信罪的構成要件與入罪邏輯，并通過多起典型案例總結了司法實踐中幫信罪常見的四種行為方式：通訊傳輸、技術支持、廣告推廣以及支付結算。他強調，當前司法實踐中對“情節嚴重”和“明知”的認定存在較大爭議，尤其是“明知”的判斷標準往往依賴間接推定，需通過技術性辯護打破控方證據鏈，結合行業特性和常識向中立業務行為靠攏。

針對實務中上游犯罪未查實或主犯未到案的情況，陳律師強調，根據司法解釋，被幫助對象是否被追究刑事責任不影響幫信罪的成立。例如，徐某協助轉移賭資案中，盡管主犯鮑某未到案，徐某仍因轉移資金達百萬余元被定罪。此外，若幫助行為涉及的支付結算金額、違法所得等達到法定標準的五倍以上，即使無法查證上游犯罪，亦可單獨入罪。但實踐中，主動進行此類刑事控告卻面臨立案難的境況。

談及詐騙罪幫助犯與幫信罪的界限，陳律師通過對比法律條文與典型案例，指出兩罪的核心區別在于“意思聯絡”的強弱。傳統詐騙共犯需明確共謀，而幫信罪作為獨立罪名，弱化了共犯間的直接聯絡，故其可以作為輕罪辯護的策略選項。例如，王某因放任客戶利用其平臺實施詐騙，被認定為詐騙罪共犯（贛1127刑初271號），而在鄧某幫助制作彩鈴軟件案中，因主觀聯絡性較弱最終爭取到了幫信罪的認定。

在幫信罪的辯護重點與策略上，陳律師提出，辯護應圍繞“情節嚴重”與“明知”兩大要件展開：其一，推翻“情節嚴重”：對照司法解釋，通過證明支付結算金額未達20萬元、違法所得不足1萬元等，削弱入罪基礎；其二，否定“明知”認定：正當業務抗辯是出罪機制，要結合行業常識、交易合理性、行為中立性等，主張行為人無犯罪故意。例如，通過聊天記錄、業務慣例等證明技術支持的“中立性”，或援引“避風港原則”抗辯。陳律師以趙某制作并測試“授權獲取用戶通訊錄信息網盤軟件”案為例，演示了這種抗辯策略。此外，對于單純出售銀行卡等情節較輕的行為，可爭取從犯不起訴，如盧某某賣卡案因系從犯獲不起訴決定（焦中檢一部刑不訴〔2021〕4號）。

最后，團隊成員分別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與理解分享了各自的感受與觀點。本次內訓通過理論解讀與案例剖析，深度解析了幫信罪的司法認定難點與辯護突破口，為律師團隊辦理新型網絡犯罪案件提供了實務指引。浙江厚啟律師事務所將持續關注網絡犯罪領域的前沿問題，通過專業化、精細化的法律服務，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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