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個被打破的鐵飯碗出現了，近200萬教師過剩？

作者 |布語

編輯 | 幸凱

鎖編、核減、停招、清退，四記重錘砸向“鐵飯碗”。

近日，湖北鄂州市明確將中小學教師編制總量鎖定為8850名，核減500名小學編制調整至初中階段。

隔壁的江西在近5年內默默縮減了教師招聘量，累計降幅達84%，其中某縣更是直接官宣暫停2024年新教師招聘。

當“鐵飯碗”變成“動態碗”，教育系統正經歷結構性變革。

據《中國機構編制》披露，鄂州通過跨區域調配編制1729名，重點保障生源增長區域，同時撤并43所小規模學校優化資源配置。全國層面，近10多個省市已掀起“教師退出潮”，對考核不合格者實施轉崗、待崗或解聘。

來自北京師范大學的研究團隊做出的模型預測：到2035年，全國將有約150萬小學教師、37萬初中教師過剩，總計近200萬。

曾被視為最穩的職業，如今真要成“縮編急先鋒”了嗎？

從“只增不減”到“鎖死核減”，什么信號？

事實上，教師縮編并非一夜之間襲來的風暴。

今年2月，江西南昌進賢縣公開宣布：目前待入編教師超百名，受編制限制，自2024年起，暫停招聘教師。

今年3月底，江西萬年縣正式宣布，2025年停止招聘英語老師。

而江西或許只是一個全國性縮影，這場“鐵飯碗”不保的風暴早在全國蔓延：

湖北鄂州：全國首個“鎖死”中小學教師編制的城市，對教師崗位控制總量、核減編制雙管齊下；

湖南衡陽：2023年啟動“百人轉崗計劃”，將教師分流至文旅局、檔案館等非教育崗位；

貴州貴陽：推行“末位淘汰制”，首次取消目標績效、再次調離轉崗、三次落聘退出。

一紙公告，讓數千名備考的師范生措手不及，也打亂了不少教師培養家庭的發展計劃。

“鐵飯碗”正被前所未有地撼動，而根源藏在10年前的人口曲線里。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釋放生育意愿，帶來1786萬新生兒的小高峰。但此后，出生人口“六連跌”，2022年降至956萬，2023年進一步下探至約800萬。

“人口變化對教育的影響有15-20年延遲期。”喬錦忠教授在《人口與教育資源配置白皮書》中指出，“2016年出生的小孩2022年上小學，2023年上小學的已是2017年出生的孩子——而這正是出生人口暴跌的起點。”

據喬錦忠團隊模型預測：義務教育在校生數將在2024年達到1.42億峰值，隨后以每年加速度減少的態勢萎縮。

2025—2028年，每年減少一兩百萬；

2028—2035年，每年減少三四百萬；

到2035，將銳減至1.1億。

也就是說，未來10年，義務教育在校生數將減少超3千萬人。這場“生源荒”已顯現出摧枯拉朽之勢：

——幼兒園首當其沖：教育部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在園幼兒減少534萬人，幼兒園關停1.48萬所。人口大縣安徽臨泉縣，50所幼兒園在一年內消失；

——小學關停潮蔓延：四川渠縣2023年關停18所民辦小學，福建泉州2024年注銷22所學校；

——中學“縮班”進行時：江蘇某四線城市重點中學，2023年新生班級數從24個減至18個，連校長都苦笑，“多出來的教室改成教師辦公室了。”

此外，或許已經有人注意到，目前相繼宣布教師縮編的多集中在內陸，而少有沿海地區的城市。

2024年，深圳學區房均價逼近10萬元／㎡，一個學位的溢價可達百萬元，與人口負增長地區“連教室都坐不滿”的尷尬相比，一線城市的家長仍在為“入學一席”爭得頭破血流。

這揭示了一個現實：相對而言，財政薄弱地區的教師們受到的沖擊可能會更大。

畢竟在支出巨量的教育投資成本前，提前鎖死教師編制，也有財政“節流”的考慮。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提“嚴控財政供養人員”，明確其規模需與地方人口、財力匹配。

這意味著，在“過緊日子”背景下，多地教師編制擴張空間顯著收窄的未來已成定局。

曾幾何時，教師職業是不少家長眼中的最優解：

工作穩定性強、享有寒暑假福利、職業發展路徑明確清晰，上編如上岸。

據紅星新聞報道，2012-2021年我國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從17.2萬人次爆發式增長至1144.2萬人次，十年間增幅達66倍。

而如今，供需雙向擠壓下，師范生的就業預期出現嚴重分化：一方面，熱門高校畢業生仍搶破頭考編；另一方面，不少新教師在入職后短短數月便被迫轉崗或待崗，職業安全感驟降。

面對“無生可教”的困局，在讀或打算考讀師范的學生們該何去何從？

當下，一場教育系統的自我革命正悄然展開。

小班制改革曾被寄予厚望。北京師范大學研究團隊在《2035教育趨勢報告》中提出，若將小學班級規模從45人壓縮至歐美標準的20人，過剩的教師資源可瞬間轉化為短缺。

然而，這一美好理想很快撞上現實的銅墻鐵壁。

以上海某區試點為例，小班化要求校舍擴建30%，教師薪酬支出翻倍，財政壓力令地方政府難以喘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一位參與試點的教育局官員坦言：“生均成本從每年1.2萬元飆升至2.8萬元，這筆錢從哪來？”

更棘手的是結構性矛盾：英語教師過剩與物理教師緊缺并存，若盲目縮減班額，可能加劇學科師資的“旱澇不均”。

給小學生增設小班的夢破碎，但給“老孩子”增設課堂卻意外開辟了新藍海。

鄰居韓國在應對少子化時采取的行動為我們提供了參考樣本。2023年3月，韓國蔚山小學的140名“銀發新生”穿著紫色校服走進教室，這一場景在中國迅速引發連鎖反應。浙江桐鄉老年大學的56門課程在秋季招生時1分鐘內被搶空，北京老年開放大學的短視頻制作課連續三次擴容仍供不應求。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老年教育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未來十年的戰略方向。”據教育部數據，2023年全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2.8億，而老年大學覆蓋率不足5%，這意味著一片尚未開發的“教育荒漠”亟待開墾。

此外，在教師縮編的大背景下，一些老牌的師范院校鼓勵師范生們轉行“向外卷”，跨界革命顯得尤為激進。

2023年8月，湖南師范大學宣布成立醫學部，兩個月內密集掛牌5所醫學院和2家附屬醫院；無獨有偶，華東師范大學開設“教育人工智能”專業；陜西師范大學將康養課程納入必修模塊。

把“師范”做成“師范+”的求生策略背后，是政策端的強力驅動。

近兩年，多地教育部門提出，嚴控教育類專業布點增設、控制教育類專業招生規模。

四川省教育廳就曾在《關于深化高校聯動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要求嚴控教育類專業增設，非師范院校原則上不得新設教育學科。

從理想化的小班制，到擁抱銀發群體，再到顛覆性的專業跨界，教育系統的自救實驗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

在人口結構劇震的時代，固守“傳統”無異于坐以待斃。當 "鐵飯碗" 變為 "能力碗"，沒有永恒的講臺，只有進化的教育者。

歷史亦反復印證：沒有任何一種職業形態是永恒范式，也不存在絕對安全的“避風港”。

我們正處于人口寒冬與教育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的拐點上。必須意識到，唯有徹底打破對“鐵飯碗”的迷信，教育系統才能在大潮中穩住陣腳，讓每一位教師與每一個學生都不被時代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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