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不敢吃石榴

大多數人對石榴的印象，往往與和甜蜜相關，但對高秉涵來說，這顆水果卻成了一生的遺憾。

人生幾十載，那顆石榴成了他無法咽下的鄉愁。

石榴一口 永別一生

1948年，高秉涵的母親站在家門口，一手提著用布包著的行李。

那時的高秉涵只有十三歲，父親在一場混亂中早早離世，母親拖著瘦弱的身子獨自把他養大。

高秉涵坐上卡車時，母親站在車前，她將一個石榴遞過來時，“娘剛換的，路上慢慢吃。”

他接過那顆石榴，竟有些歡喜，他低頭撥開外皮，看見晶瑩剔透的籽粒一顆擠著一顆，像珠子一樣嵌在果瓤里，水分飽滿得幾乎能滲出來。

他剛咬下一口，舌尖泛起的甜味便蓋住了耳邊的一切，車轱轆的滾動聲、同伴的呼喊聲，甚至連母親在一旁輕聲喚他的“秉涵”都被他漏聽了。

“你媽在喊你呢！”旁邊的男孩提醒他。

他這才猛地回頭，抬眼一望，卻只看到母親的身影被人潮推開，遠遠地站在原地，眼神焦急，嘴唇微張，但聲音已被發動機的轟鳴淹沒。

那一瞬，他忽然想站起來喊她一聲，可車已經啟動了，輪胎在地上卷起一層薄塵。

母親漸漸變成一道模糊的影子，最后被一道拐角徹底吞沒。

那顆石榴卻還握在他手心，汁水順著指縫滴落，落在他的膝蓋上，燙得人心頭發疼。

高秉涵當時并不知道，那一別竟是一生。

他還以為，等風頭過了，等戰爭過去，他就能再回到母親懷里，再吃一頓熱騰騰的家常飯，再聽母親念叨他懶、他皮、他不懂事。

他從未想過，那個未說出口的“再見”，會成為他此生最大的遺憾。

從那天起，他再沒碰過石榴。

他不是不喜歡，而是不敢再觸碰，那一口咬下的甘甜，竟成了他此生最苦澀的味道。

許多年后，高秉涵成了律師，生活穩定下來，也成了別人眼中值得敬重的“先生”。

可每到深夜，特別是那些年節將至、家人團聚的時刻，他總會回想起母親那天的模樣，那一身打著補丁的棉襖，那雙凍得發紅的手，那抹在塵土與人流中越退越遠的身影。

“我娘送我上車，我光顧著吃石榴了……”他曾在一個采訪中低聲說，聲音哽咽到幾乎聽不見。

他抬手抹了抹眼角，眼淚卻沒忍住滑了下來，“她喊我……我沒聽見。”

這是一個男人心中最柔軟、也最堅硬的地方。

他可以原諒那個少年年少無知，可以諒解那時的自己不懂告別意味著什么，但他永遠無法原諒的是，自己竟然真的沒回頭看一眼母親。

哪怕只是那一眼，也許就能牢牢記住她最后的模樣，也許，就能再多點力量去熬過后來的孤苦日子。

從此之后，無論走到哪里，石榴對他而言，是一生都解不開的心結。

他不恨石榴，只是怕它。

若人生可以重來，他多想放下那顆石榴，抬頭看一眼母親，哪怕只是一秒。

風雨逃亡 一路煎熬

那一年，他年僅13歲，孤身一人。

高秉涵隨軍隊南撤，那支隊伍表面上是學生團，實則夾雜著大量退敗的軍人、流民、隨軍眷屬。

每天都有人倒下，有人逃跑，也有人在夜里哭著喊娘。

南下的路上極其艱險，他們翻過山，趟過河，走在連名字都叫不上的小路上。

他吃過樹皮、咽過草根，還因高燒一度神志不清。

那段時間連走路都靠拄著樹枝，一跛一拐地追著隊伍走。

沒人能多照顧一個傷員，他咬緊牙關，每走一步，汗水都從額角滴落在地。

終于，在一次次轉運之后，高秉涵跟隨一批人抵達了臺灣。

他沒有親人、沒有熟人，島上遍地是來自大陸的老兵和流亡者，生活并不好過。

他曾在街頭流浪，靠著在垃圾桶撿食剩飯維生。

后來他被介紹進火車站做些擦地、提水、扛包的雜活。

換來的是每天幾毛錢和一頓包子。

錢不多，但他終于不再餓著肚子，他把自己撿來的破衣服洗凈、縫補，用那身“體面”的樣子去參加學校面試。

他小心翼翼地從行囊中，翻出母親給他留下的初中入學證明，那是他唯一一張證明自己身份的憑據。

也正是憑著這張紙，他才得以進入臺省的學校，開始了白天打工、晚上讀書的艱難歲月。

他考上了大學，讀的是法律。

很多人覺得他“翻了身”，可他心里清楚，他只是暫時不餓了。

這一路，從南京到臺灣，他穿越戰火、忍過病痛、熬過饑餓，靠著一份信念撐下來。

但那份信念，從來不是為了出人頭地，他只是想有一天，能親口告訴母親一句：“娘，我回來了。”

魂牽夢繞 回家的路

歲月倏忽而過，一晃四十多年，高秉涵的鬢發早已斑白。

他在臺灣成家立業，妻賢子孝，事業小有成就，卻始終不曾感覺踏實。

漂泊久了，外表再體面，也掩不住骨子里的孤獨。

回家的念頭，如同藤蔓，越活越緊，越老越痛。

1987年，臺灣當局首次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消息傳來時，高秉涵正端著晚飯，筷子險些掉落。

他幾乎是在原地呆坐了一夜。

開放不代表馬上能走，這中間還需層層審批、身份核實、辦證寄送、手續報批。

光是等待這些，他就熬了整整四年。

1991年春天，56歲的高秉涵終于得到了回鄉的許可。

他提著行李走上機場那一刻，手都是抖的。

四十多年的等待，像一座山壓在胸口，直到飛機起飛的剎那，他才真正覺得，自己的魂要回去了。

當他真正踏入菏澤老家，村里還記得他的人已經不多了。

他在村道上一步步地走，走得極慢。

村中老人帶他來到那片小山坡，那是母親的葬身之地。

墳上雜草叢生，只有一塊風化的石碑歪歪斜斜。

高秉涵跪倒在地，淚如泉涌。

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張了張嘴，想喊一聲“娘”，卻被哽咽卡住喉嚨。

他俯身用手撫著那塊碑石，像是撫摸母親的衣袖。

“娘，我回來了。”

這句遲到了半生的問候，終于被他說出口。

可母親早已聽不見。

他來得太晚了，他燒了紙，磕了頭，一直跪著......

也從那天起，他與故鄉終于再無隔絕。

但他也明白，還有太多像他一樣的臺灣老兵，還困在海峽那頭，無從歸根。

在那之后，高秉涵開始了一件幾乎沒人愿意做、也沒人能堅持做的事情，替臺灣老兵歸骨還鄉。

1992年，第一具骨灰，是一是一位山東老鄉托他轉交的。

他聽說高秉涵愿意帶，便托人送來。

那是他第一次，也是他后來無數次回鄉帶骨的起點。

臺灣的老兵，很多都年老體弱，臨終前只有一個念頭：回家。

但政策限制重重，手續繁瑣，再加之親屬失聯，想將一壇骨灰送回大陸，幾乎是登天。

他成了大家眼里的“送魂人”。

有時家屬不好意思，他就一壇壇地收在自己家中，最多時竟有十幾個骨灰盒放在屋里。

后來，他干脆成立了“菏澤同鄉互助會”。

每一個骨灰盒背后都是一段流亡者的苦難史，他一個人記著，也一個人承擔。

他甚至為一位終身未娶的老同學，完成了一場冥婚。

那是他中學時的朋友，青年時與一位女同學定情，彼此承諾“非她不娶，非他不嫁”，卻因時代驟變失散多年。

那男同學在臺灣孤獨終老，臨終前唯一的愿望是“死后若能找到她，就給她送過去”。

高秉涵幫他找到了，令人唏噓的是，那位女同學竟也終身未嫁。

他們的故事，沒能有擁抱和親吻，有的，只是兩口靈柩的重逢。

他親自為他們操辦冥婚儀式，點香、焚紙、立碑，最后合葬。

幾十年間，高秉涵親手送回百余名臺灣老兵的骨灰。

他沒能為母親盡孝，便替無數“別人家的兒子”完成未盡的愿望。

血脈未斷

2016年7月4日，山東菏澤高孫莊，八十一歲的高秉涵撐著拐杖，走在通往父母墳前的那條老路上。

他身后跟著一長串人影，妻子、女兒，還有他這一生最掛念、卻最令他憂心的幾位小孫女。

多年往返兩岸，為無數“別人家的兒子”送魂歸鄉，而如今，他終于帶來了自己的子孫，站在祖墳前完成一場遲來的“認祖歸宗”。

可事實卻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擊得他心灰意冷。

“祖國最長的河是哪條？”他曾在晚飯桌上隨口問外孫女。

他本以為答案無需多想，長江、黃河，理應脫口而出。

卻沒想到，孫女們齊聲答道：“淡水河。”

那一刻，高秉涵手里的筷子懸在半空，臉上的笑意凝固。

他本能地追問：“那長江和黃河呢？”孫女們卻理直氣壯：“那不是我們臺灣的。”

一瞬間，他仿佛看見一條寬闊的文化斷裂帶，橫亙在自己與孫輩之間，比那望不到盡頭的海峽還要遙遠。

“我不是中國人，我爺爺才是，我是臺灣人。”十歲的外孫女曾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道。

那話刺得他如墜冰窖。

他還試圖反駁、引導，可孫女的一句話便堵住了他的口：“爺爺說得不對，書上寫的才是對的。”

他努力了大半生想回歸的“祖國”，在孫輩的認知里，已經被抹去。

那一年夏天，他決定帶著一家人回大陸。

他親自安排了故鄉之行的每一個細節，從菏澤高孫莊的祖屋，到泰山腳下的家廟，從黃河岸邊的渡口，到孔子的廟宇和碑林。

他希望讓孩子們實地走一走，看看那片土地，看看他們身體里流淌著的血，是從哪里來。

可孩子們卻顯得興致缺缺，她們對黃河的滔滔不以為意，孔林、孔廟泰山腳下的古碑石，在他們眼里不過是幾塊“大石頭”。

她們更關心的是旅店有沒有Wi-Fi，午飯能不能吃披薩。

孩子們，嘴里不停嘟囔著“太熱”“太無聊”。

他很痛，他用一輩子去追尋的“認祖歸宗”，在孩子們眼中竟是“觀光項目”。

他本以為血脈是最牢固的紐帶，卻發現再濃的血，也敵不過連續幾代人的觀念灌輸。

這就像是同一棵樹上生出的枝葉，卻偏偏朝著不同方向瘋長。

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糾正孫輩的認知，講故事、買書，他在廚房里做山東大饅頭，講起母親當年如何給他講《水滸》的段子。

可他也知道，蒼老的聲音，很難抵得過整齊劃一的課本內容。

他一個老人，再努力也難以撼動。

海峽淺淺，文化深深。

也許有一天，那些孩子長大，旅途中某一段風景，某一句話，某一口饅頭，會讓他們忽然記起：

原來，他們的祖父，來自一片叫做“菏澤”的土地；原來，他們的根，深深埋在大陸的泥土里。

哪怕這份覺醒來得太遲，哪怕他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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