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這次會議！

大家都知道在1927年4月12日，越來越沒頭發的那位叛變了革命。因為他本來跟著孫總理就是在搞投機，后來發現自己膨脹起來了（思想意識上的，不是體型上的）……

然后又發生了被人吹噓成“民國四大美男之一”其實就是一張方臉的汪精衛（汪兆銘）七一五分共事件。所以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了。

當時我黨面臨著的真的是生死存亡的關頭，面臨著被消滅的危險。革命陷入了低潮，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黨員人數銳減，很多人對革命前途感到了迷惘，而且也是被殺害了很多。在組織內部確實有一些失敗主義和迷惘的情緒，他們對領導的責任和革命的前途，還有斗爭的策略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分歧和爭論。

這個時候共產國際的組織就要求中共中央改組，然后糾正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訂新的斗爭方針。

所以這就有了八七會議，在1927年8月7日召開，地點是在湖北的漢口的原來的俄國租界三教街41號——現在的武漢市鄱陽街139號，因為當時是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所以開會的行動是非常秘密的，時間也抓得非常緊，就開了一天。當時就是離得比較近的一些主要的人員來了，因為交通也不便利。選這個地點是因為相對比較安全，這里曾經是俄式的建筑，而且國民黨的官員在里居住過，建筑結構也比較利于逃生和疏散（有暗門和通道）。

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央軍委、共青團中央、湖南湖北代表及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等共22人出席。重要與會者有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毛澤東、陸定一等。然后是陳獨秀未出席，當時已實際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因為這個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沒少犯，到后來就不負責這些事情了。

主要議程與內容如下。?

共產國際代表報告羅明納茲作報告，指出中國革命已進入新階段，就是土地革命階段，批判了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例如那些放棄革命領導權、壓制農民運動、不重視軍事、不發動群眾等嚴重問題，提出改組中央的要求。

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報告，分析了當前形勢，提出黨在新時期的任務和方針。與會代表發言很踴躍，毛澤東在發言中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著名論斷，強調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也作了重要發言。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由羅明納茲起草，瞿秋白翻譯）和《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重要文件。這次大會徹底批判了一些錯誤，也確定了今后的方針，比如說徹底清算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并且強調現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要求堅決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還有就是提出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這是要有我們自己的隊伍，要建立工農的革命軍！然后提出了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產生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有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有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成為實際主要領導人（他主持政治局工作）。

八七會議在中國革命處于嚴重危機、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召開，具有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這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在革命遭受慘重失敗、黨組織瀕臨瓦解的危急關頭，會議果斷地糾正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統一了全黨思想，穩定了黨內情緒，重新凝聚了革命力量，使黨從嚴重危機中走了出來，避免了徹底崩潰……這也是實現了戰略轉變，會議堅決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付出慘痛代價后，在斗爭方式上的一次根本性轉變。它標志著黨開始把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緊密結合起來，認識到武裝奪取政權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同志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論斷的首次提出），為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基礎！

八七會議是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折點，它宣告了第一次大革命的結束，正式拉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開展土地革命（即土地革命戰爭或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序幕。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以土地革命為中心、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的新階段。會議指明了斗爭方向，發動農民秋收起義作為黨的主要任務，直接推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各地武裝起義的爆發。特別是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及隨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成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光輝起點。

另外就是重建中央領導核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領導，形成了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在組織上保證了新方針的貫徹執行。

盡管有的同志后來在反右的同時又犯了“左”傾盲動錯誤，但會議本身在組織上的調整是必要的！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生死存亡關頭召開的一次緊急而關鍵的會議。

它在政治上清算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在組織上實現了領導機構的改組；在實踐上直接推動了武裝起義的爆發，開啟了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盡管會議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對革命形勢判斷過于樂觀、個別同志滋生了“左”傾情緒等），但其偉大的歷史功績在于：它在革命的危急關頭指明了新的出路，為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實現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對中國革命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它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會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