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新規叫停“潛規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保面臨提速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這份司法解釋進一步回應了實踐中的司法需求，直擊多年來存在的用工“灰色地帶”——轉包、分包、掛靠、混同用工以及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等現象。新規明確：承包人、被掛靠人須承擔用工主體責任；混同用工時應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尤為引起關注的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或承諾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該約定無效。換言之，社保繳費不能靠“你情我愿”來規避。

這是一份帶有鮮明政策信號的司法文件，既是對勞動保障底線的重申，也是對社會長期存在的模糊地帶的清理。

（社保新規實施，公平與效率的新一輪博弈，剛柔之間如何尋找最大公約數）

最高法的這次釋法反映了兩點宏觀現實背景：其一，為勞動者繳納社保，本是勞動法實施多年來的基本常識。但現實是，至今仍需最高司法機關專門強調，并引發輿論廣泛討論，這說明社保繳納問題在社會認知上依然存在大量“死角”，部分用工領域的執行力明顯不足。其二，這份司法解釋也再次傳遞出國家對社保繳納的堅定態度——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永遠排在首位，不存在“協商豁免”的余地。

對于中國互聯網行業而言，最高院釋放的影響在于，長期存在的新業態“社?？瞻住钡貛в锌赡軙芸毂惶钛a，相關企業須及早綢繆。

在傳統行業，逃避、規避社保的現象由來已久，堪稱頑疾，有的是企業為了降低用工成本干脆不簽合同或約定不繳納，有的則是通過外包、掛靠等方式，把勞動關系包裝成勞務關系，規避繳納義務，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勞動者的長遠利益，也削弱了社保制度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

互聯網行業堪稱更陽光的行業，但也長期存在圍繞社保繳納的爭議，尤其是如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互聯網營銷師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保，就一直是個大難題，長期以來得不到妥善解決，大量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實際上不能得到社會平均的社保保障。

最高法這次釋法使外界看到結束爭議、達成共識的希望。外賣騎手全員社保時代有望加速來臨。

過去十年，中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催生了龐大的新型勞動市場：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直播帶貨主播、電商推廣員等。這些勞動者往往有固定的工作時間、明確的績效考核，并高度依附于某一平臺的規則，但在合同上卻被歸為“獨立承包人”而非雇員。這種用工設計使相關企業得以控制社保支出，卻使勞動者在疾病、工傷、養老等風險面前缺乏保障。在不少案例中，這些勞動者不僅收入不穩定，還承擔著更高的個人風險。

現實中，大量騎手、司機、快遞員每天工作時長普遍高于公司的普通雇員，由于長期在路上行進，其職業風險也比一般的辦公室雇員要大，但卻僅僅因為掛著“新業態”這個名頭，而無法享受和普通職工一樣的養老、醫療、工傷等社保待遇。一旦發生意外，往往階段性失去全部收入來源，用人單位很可能就擔責問題推諉扯皮，風險幾乎全部由個人承擔。這并非合理現象。

以往，社會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保覆蓋不足保持相對容忍，部分原因是立法存在滯后，部分原因是為了給新興行業發展留出空間，還有部分原因是新興行業在初創階段確實財力有限。但這種寬容期看起來已近結束。由于平臺經濟的勃興，許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實際雇傭企業已經度過初創期，利潤豐厚、資本雄厚、市場地位穩固。繼續規避社保已不再是生存問題，而是成本控制策略。

最高法釋法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規避社保不再是道德爭議，而是違法行為。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新就業形態，但其中關于“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規則，已經讓外界看到改善的希望——只要勞動者與用工方在管理、報酬、考勤等方面存在依附性和支配性勞動管理，就理應承擔社保繳費義務。

這次釋法雖然發布的只是六個案例，但背后有著清晰的立法精神，這更值得關注：守住勞動保障底線，防止制度被擦邊球掏空；回歸實質重于形式的法理原則；優先保護弱勢群體。多數勞動者在談判地位、信息獲取、法律意識方面處于弱勢，更需要司法的兜底保障；適應新業態發展，填補制度空白，為未來立法，比如為后續《社會保險法》修訂、《勞動合同法》新業態章節的出臺等預留司法基礎。

事實上，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也是國家一貫的宏觀政策目標，二十大報告指出，"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最高院的釋法是這一精神的體現，而各級政府也已經在開展試點，逐步將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納入社保體系。

2021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發布《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強化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保障。這是政府層面首次對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問題發聲。在這個政策框架之下，更多指導方針逐步出臺，使得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內容不斷地完善。自2022年起，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部門在北京、江蘇等7省市就啟動了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在安徽、福建、貴州等5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有關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的內容，全國多地都在努力，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織密保障網”。

為進一步支持靈活就業，近年來，各城市已基本放開了外來勞動者參保的戶籍限制，對不完全符合確定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允許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在就業地自行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但由于這部分繳費完全需個人承擔，且有些人沒打算長期扎根同一個城市，因此騎手參加的比例還不高。

平臺企業也開始探索外賣騎手的社保解決方案，其中以京東模式最為“一步到位”，采取了直接與騎手簽訂勞動合同、繳納“五險一金”模式。按京東官方發布的表述，“京東自3月1日起逐步為全職外賣騎手繳納五險一金，截止6月底已與超15萬名全職騎手簽訂勞動合同，繳納五險一金，繳納五險一金的費用全部由京東承擔，確保騎手到手收入不會因此減少?！焙贾萆铣菂^的李化路是浙江首位“轉正”的京東全職騎手，其在朋友圈分享稱，“養老、醫療、工傷等‘五險’是1770元，公積金600多元，加起來2400多元都是公司繳?！钡玫矫襟w報道后，李化路說接到了數百位騎手的咨詢電話，“很多人都希望獲得一份穩定保障”。

包括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在內的新就業形態人員數量近年來大幅增加，全國已經有8400萬人。這些人是平臺的財富創造者，而非社保負擔，平臺和騎手本質上是魚水關系，照顧好騎手，對平臺的長遠發展同樣有利，不僅可以提升勞動者的安全感，也有助于穩定隊伍、減少人員流動、提升服務質量。

更宏觀的現實意義是，新業態勞動者已經占據城市勞動市場的重要份額。如果缺乏社保，他們面臨的醫療支出、收入中斷和養老風險將更高。這些風險不僅影響個人，也會波及家庭，增加地方救助體系的壓力。還有那些容易被大眾忽視的“隱性成本顯性化”，表面看消費者享受了更低價的服務，但實際是把本該企業承擔的成本轉嫁給了社會承擔，最終還是公共財政承擔。隨著社保普及，服務價格將真實反映用工成本，促進產業升級與公平競爭，長期有助于效率提升和結構優化。更完善的社保體系，不僅能為勞動者提供風險緩沖，也能增強整個經濟的韌性。

社保全覆蓋是國家社保體系的既定方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制度門外。隨著最高法釋法的出臺，更多平臺可能會被倒逼加快落實解決騎手等勞動者社保問題。對騎手、司機、主播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來說，距離“全員社保”的那一天，已經不再遙遠。

當然，最高法的這次釋法并不能一次性徹底解決問題。如何將大量松散雇傭勞動者納入社保體系，仍是巨大的行政挑戰。平臺企業也可能存在“叫苦”甚至抵觸情緒。真正的落實，需要法院、勞動監察部門和社保機構之間的協同。但這一司法解釋以鮮明的態度，重申了國家堵住社保漏洞的決心。現代化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基本勞動權益為代價，對于那些奔波在中國街頭、倉庫和直播間又缺乏相應保障的勞動者來說，社保保障終將會從紙面走向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