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嚴打期間，有三座城市被重點關注，整治規模達到空前的程度

1983年，特殊時代的特殊手段帶來了一場雷霆整肅運動。武漢、唐山、攀枝花三城成為重點“照顧”對象，幾十萬人或死或囚。那么，在今天，秩序與人權的天平該如何配平？

重點照顧對象

“從重從快、一網打盡”——這是83嚴打的方針，為貫徹落實這八字方針，軍警聯動（公安、武警、民兵等力量）、傾力而出，武漢、唐山、攀枝花三地更是成了重點“照顧”對象。

1983年8月13日，武漢發動了“嚴打”第一仗。為應對武漢當年嚴峻的犯罪形勢，全市軍警力量超2.5萬人聽令集結。正義的大軍撲向全市各個陰暗角落，24小時內就逮捕嫌犯1.2萬之眾。這場戰役是史無前例的，創下了全國單次行動規模之最。

但只一次行動清剿不了罪惡的觸角，之后的三年里武漢政府仍在努力，功績斐然——累計破案近三萬起，摧毀犯罪團伙近三千個，1.6萬余名犯罪分子被捉拿歸案。1986年的武漢社會環境安定了不少，全市刑事案件發案數比之“嚴打”前下降了將近一半（從9692起驟降至5164起）。

而唐山則針對的是臭名昭著的“菜刀隊”。“菜刀隊”當年盤踞在華北交通干線上，持械劫掠貨車、強收“過路費”是“樣樣精通”。當時唐山還有一支勢力較大的黑惡勢力團伙東北幫，兩方為爭搶地盤時常發生械斗。

后來“菜刀隊”更勝一籌，成了“華北第一霸主”。名聲響亮后的“菜刀隊”更加肆意妄為，鬧出了北戴河滋事事件，在中央掛了號。于是“嚴打”開始后，“菜刀隊”成為首要打擊對象。整治以雷霆手段展開，50余名核心成員一起落網，并全部被判處死刑。

至于攀枝花，它的社會治安問題這與當地的發展模式有關。作為西南工礦城市（時稱渡口市），攀枝花不可避免地因社會人口流動過大而出現管理薄弱的問題。于是，攀枝花的“嚴打”工作積極其特殊智慧——儀式化宣判與“分化瓦解”。

攀枝花于1983年9月10日開展了超10萬人規模的集體公審大會，用此警醒民眾勿行惡事。而與此同時，攀枝花對主犯實行“政策攻心”，靠罪犯間的相互檢舉抓住線索，偵破眾多隱案、密案。

嚴打與法治

“嚴打” 不能純粹的評判為“好”，也不能純粹的評判成“不好”。

如“菜刀隊”案中的犯罪嫌疑人不區別主從犯全部死刑，其程序簡化與量刑極端問題引發了極大爭議，而“從重從快”四個字更是許多輕罪者成為“震懾代價”。當年有人將“嚴打”的得失總結成了這樣一句話——“九個手指的得（治安改善）與一個手指的失”（法治代價）。我們必須承認83嚴打是非常治安時期的非常手段，而不是每一次社會治安出現問題時的萬能解藥。

改革開放初期因社會變化巨大且法治存在空白而出現社會失序問題，刑事犯罪如野火蔓延，黑惡勢力滋生、惡性案件頻發。所謂“亂世用重典”，“嚴打”行動高效地清掃了社會中的毒瘤，平穩了社會秩序，為經濟重建爭取了窗口期。

但在今天，我們有了更多的空間，將秩序與人權配平——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嚴格遵循證據裁判、法庭應為涉黑被告人充分保障辯護權……這些年的每一分改變、條例的每一次修改都是我們法制健全工作的見證，而真正的秩序正是存在于每一起案件中程序正義的回響。

參考文獻：

[1]王希泉. 83嚴打：非常治安時期的非常手段[N]. 人民公安報,2008-10-3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