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寧遠喜、溫惠的二十六天

文｜李宇琛

2025年6月24日，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一樁涉及職務侵占的案件公開審理，庭審進入第一天。

一場被媒體渲染為資本大佬與昔日愛將的決裂，因其代理律師陣容的豪華，吸引了整個法律界的目光。控辯雙方的席位上，坐著法律界一眾聲名顯赫的人物。

庭審的第一個議題，與案件本身無關。它關于：

旁聽席位。

被告的辯護律師認為，法院刻意安排了小法庭，幾十個旁聽席位對于一場公眾矚目的審判而言，是一種變相的不公開。

法院每年近五千件刑事案件，所有法庭都排滿了。

而僅有的十個旁聽席位中，被害單 位只分到了四個。被告人家屬則分到了：

六個。

這場關于旁聽權的辯論持續了近一個小時。最終，法庭無奈休庭。半小時后，爭論依舊。

下午4點，法官決定，今天的庭審到此為止。第二天，法院增設了視頻旁聽室，席位增加到了四十個。

為了騰出這個法庭，公告欄上數起原本定于此處的民事案件，開庭地點被臨時做了改動。

緊接著是第二個議題，也與案件無關。它關于一條短信。

一位辯護律師稱，他之所以出現在法庭，是憑感覺來的。因為法院只在6月20日晚上7點33分給他發了一條開庭通知短信，而他本人并未書面同意接受電子送達。

而這條短信，成了辯方主張庭審程序存在重大違法的依據。

上午的庭審時間，幾乎完全被被告寧遠喜一人占據。這位曾經執掌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對案情的闡述甚至比他自己的律師還要詳盡。

他詳細論述了同案被告溫惠的人大代表資格罷免程序是如何不規范，她的有罪供述是如何因被疲勞審訊、高溫烘烤而應被作為非法證據排除。他的講述充滿了法律術語和程序正義的細節，仿佛他不是在接受審判，而是在進行一場法學公開課。

當法官試圖提醒他圍繞核心問題發言時，他直接回應道：

你只需要帶耳朵聽，不需要帶嘴巴講。

1

第二天，法庭將所有時間再次交給了寧遠喜。他似乎已將這里當成自己的主場，在正式發言前，他詢問法庭：

視頻旁聽室有多少人？發了多少旁聽證？

法官提醒他進入正題后，他又轉向自己的律師席，要求律師確認旁聽席位是否安排妥當。

在持續數小時的發言里，寧遠喜反復強調一個主題：這是一起典型的用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的案件，是地方財閥與權力勾結對他進行的迫害。

與寧遠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案的溫惠。在她的講述中，出現了一個令人費解的場景。

2022年7月，盛夏，偵查人員開車帶她去醫院。途中車輛故障，停在路邊。她被獨自留在車里一個多小時，承受著高溫烘烤。寧遠喜曾就此要求法庭進行偵查實驗，以驗證當時車內的溫度。

但溫惠自己的陳述補充了一個細節。當時，她并未被采取任何強制措施：

沒有手銬，車門車窗也未上鎖，可以自由出入。

她之所以沒開車門，是因為心里極度害怕，甚至一動不敢動。

庭審第四天，溫惠獲得了長達四個小時的發言時間。

在她的講述中，一些細節顯得尤為特別。比如，她認為法庭餐食里的一點蝦米，是有人想：

利用她的海鮮過敏體質來加害于她。

又比如，辯方多次主張的她在羈押期間未被保障正常飲食，在她的描述里，是偵查人員在酒店點了一桌子菜，而她：

出于種種考慮自己沒有吃。

2

庭審進入第五天，控辯雙方的交鋒終于觸及了案件的核心。神秘的“客家話錄音”被提及，這段被辯方視為可以“一舉揭示本案最隱秘真相”的證據，法庭同意安排翻譯人員在后續環節進行播放和翻譯。

隨后，寧遠喜開始針對起訴書的指控發表意見。他再次重申，本案根本沒有任何犯罪事實。

指控主要有兩項。其一，是寧遠喜被控通過一家名為“寶獻公司”的企業，侵占了被害單位930萬元。這筆錢的名義，是財務顧問費。

寧遠喜的說法是，這是集團老板葉華能私下許諾給他的個人獎勵，用于一筆難度極高的融資。之所以通過顧問公司的形式支付，是為了合理避稅。

另一項指控，是他通過其實際控制的“大中公司”，購買了公司名下一處房產。成交價是1500萬元，而這處房產的課稅價：

超過3000萬元。

寧遠喜的解釋是，價格是老板定的，一個愿打一個愿挨，只要成交就是合理。

至于為何要通過一家自己暗中控制的公司來購買，他表示是為了規避關聯交易的披露麻煩。

當公訴人、訴訟代理人輪番就交易細節發問時，溫惠的回答多是：

不清楚、記不清了、不了解。

她承認自己是這筆房產交易的經手人，但對房產的前手交易價格、具體由哪家公司持有、剩余產權年限、乃至當時的出租情況和租金收益，她都表示一概不知。

她也承認，房產過戶時，房管局曾因價格異常而提出過提示，但她同樣表示不清楚。

而這家用于購買房產的“大中公司”，工商登記的材料顯示，其注冊資本50萬元，是由溫惠安排一位侯姓人士的身份證注冊的，她稱注冊資本由寧遠喜轉給她，她再轉給侯某。但這家公司由誰實際控制，溫惠的回答是：

不清楚，應該是寧遠喜，跟我沒關系。

法庭上，訴訟代理人向溫惠出示了她與寧遠喜的聊天記錄。其中，寧遠喜曾向她發送消息：

謊言千遍成真理……向關鍵人傳遞關鍵信息……發揮你的獨特作用……替寧遠喜贏回去。

溫惠表示：

不知道，應該問寧遠喜。

訴訟代理人再次發問，聊天記錄顯示，溫惠曾兩次稱呼老板葉華能為“老貨”，為何要貶損他？

溫惠回答，這不是貶損的意思，當面我也這么叫，有時候他也這么自稱。

3

寧遠喜、溫惠案庭審的第十二天，法庭的聚光燈，打在溫惠的兩名辯護人身上。他們開始對公訴人前一日出示的證據，逐一進行質證。

第一份被挑戰的證據，是一張銀行回單，關于一處房產的付款憑證。

辯護人首先對證據的來源提出了疑問。這張回單由銀行出具給付款方大中公司，但提交給法庭的，卻是寶麗華公司的鄒孟紅。大中公司與寶麗華并無關聯，鄒孟紅如何能知曉并獲得這張屬于他人的憑證，這不合情理。辯護人暗示，證據或是人為制造。

在辯方看來，更令人費解的是時間線。最初，鄒孟紅控告寧遠喜涉嫌詐騙，報案材料里只字未提房產。在她提交這張回單前的兩次筆錄中，也從未提及侵占。直到3月10日，她交出了這張銀行回單，卻又等了6天，才以侵占房產的名義再次報案。這個時間差，在辯護人看來，違背常理。

回單本身也令辯方疑惑。票據上顯示，這是第二次補打。但鄒孟紅并非大中公司的員工，按理說沒有資格要求銀行出具。公安機關未對此異常情況進行調查。

辯護人由此引出一個推論：鄒孟紅是寶麗華的員工，她能拿到這張回單，恰恰說明寶麗華對這筆房產交易知情。既然知情，這筆交易便不是寧遠喜的擅自處置。

面對辯護方層層遞進的推論，被害公司的回應顯得異常平靜。他們沒有陷入“如何拿到回單”的細節糾纏，而是直接釜底抽薪，提出了兩個核心觀點。

首先，這張回單本身是真的。

被害公司訴訟代理人強調，回單的客觀真實性沒有爭議，它準確記錄了一筆資金往來。至于它的來源，只要獲取方式沒有侵害他人合法權益，那么這份證據的合法性就沒有問題。

緊接著，他們拋出了一個足以重構整個事件敘事邏輯的關鍵身份，鄒孟紅至今仍是寶新能源的董事。

這個身份，為辯護方提出的所有程序疑點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解釋。

作為受害公司的董事，鄒孟紅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公司利益。因此，她去調查并提供一份關乎公司財產被侵占的關鍵證據，并非不合情理，而是行為合理的：

履職行為。

至于那看似可疑的6天時間差，則是案件調查深化的必然過程。

最初報案可能只是基于初步發現，而在調查過程中，新的線索，也就是這張銀行回單浮出水面，指向了性質更嚴重的職務侵占。因此：

補充報案是理所當然。

一個精心編織的構陷故事，就這樣被一個簡單的履職身份，拆解得云淡風輕。

4

法庭的焦點，很快轉移到那份關鍵的房產價格評估表上。

辯護人指出，這份由稅務機關采信、作為指控基礎的評估報告，沒有評估單位的營業執照，沒有評估人的資質證書。出具報告的單位，如今已不復存在。兩名評估師，一人簽名，另一人蓋章。這不符合規范。

接著，辯護人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他說，評估過程未經實地查勘，形式嚴重不合法。而且，案涉房產交易時房齡已達20年。

按照每年5%的折舊率，交易時價值已為0：

可以0元處置。

邏輯的鏈條延伸至寶新能源的董事長權限。辯護人稱，公司章程賦予了董事長處置資產的權力。既然有權處置，那么無論是賤賣、捐獻，甚至是白送，都屬于董事長的職權范圍。

對此，公訴方和被害單位的訴訟代理人描繪了另一幅圖景。

他們認為，寶新能源與其子公司之間的房產交易，屬于內部轉讓，好比父親與兒子。

而寧遠喜與溫惠，利用職務便利，將這處房產低價轉讓給他們實際控制的大中公司，則好比是家里的保鏢和保姆，聯手把主家的財產轉移了出去。

這不是簡單的違規，而是職務侵占。

訴訟代理人補充說，除了那份被辯護人攻擊的3038萬元評估報告，還有另外三份價格可供參考。

一份是廣州德高公司出具的，評估市場價為：

3532萬元。

另一份是大中公司用該房產向銀行抵押貸款時，銀行的抵押評估價為：

4278萬元。

無論參照哪一份，1500萬的售價都顯得過于低廉。

更具說服力的是真金白銀的租金。從2014年到2021年，這處房產的租金收入超過：

1400萬元。

幾乎快要覆蓋1500萬元的購入成本。這筆交易，在公訴方看來，絕不劃算。

庭審現場，一度陷入了法律概念的辯論。

辯護人指出，刑事訴訟法中只有被害人的概念，特指自然人。

因此本案將寶新能源列為被害單位參與訴訟，于法無據。

訴訟代理人則反駁，被害人不應局限于自然人：

法人同樣可以成為受害者。

合議庭短暫休議后，采納了后者的觀點，宣布已審核被害單位的委托材料，訴訟代理人可以繼續參加庭審。

程序之爭告一段落，事實的羅生門仍在繼續。

5

庭審后一日，寧遠喜的第一辯護人接過話頭。他強調，本案的關鍵在于，寶新能源處理這處房產時，母公司追求盈利，與子公司間的交易也需遵循市場規則。不能因為大中公司與寧遠喜有關聯，就否定交易的合法性。

他向法庭發問，事實上，當時并沒有人愿意以3000萬的價格購買這處房產，即使是公訴人自己，想必也不會買。

辯護人隨后拋出了己方的核心證據——一份由寶新能源時任財務總監丁珍珍手寫的“房屋租賃臺賬”。這份公司內部文件顯示，該房產的綜合評估價值為1620萬元。這個數字，與1500萬的最終售價相差無幾。

辯護人稱，這份臺賬的形成，遠早于大中公司的成立。定價在前，交易在后，一切都經過了公司內部的決議和公告。

關于溫惠，她的辯護律師則指出，她以母親名義在同一棟樓購買的其他商鋪，雖單價更高，但位于一樓，與案涉的二樓物業沒有可比性。二樓因停車不便、面積過大，并不好租。

這場庭審，逐漸演變成一場商業邏輯與法律邏輯的交鋒。辯護人稱，這是：

法律之貧窮無法理解商業精彩。

而在公訴方看來，這背后隱藏的是利用職務之便、掏空公司的犯罪行為。

6

2025年8月16日，寧遠喜與溫惠案公開庭審的第二十天。法庭上，討論的焦點逐漸集中。

上市公司寶新能源的一處房產，如何以1500萬的價格，被賣給了：

由其高管寧遠喜實際控制的大中公司。

這宗交易是否構成職務侵占，取決于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價格是否合理？手段是否合法？

控辯雙方在一件事上沒有爭議：寧遠喜確實通過大中公司，以1500萬元的價格，買走了這處房產。

一切的分析，都將從這個唯一沒有爭議的事實開始。

溫惠的陳述在庭審中反復搖擺。

她曾寫下親筆信，請求丈夫向公司主席葉華能求情，也曾遞交悔過書，為自己的行為表示歉意。但在法庭上，她對這些白紙黑字的材料給出了新的解釋。

她說，自己長期處在壓力之下，辦案人員的反復思想工作讓她難以承受。她分不清“撤案”和“緩刑”的區別，為了早日回家，她選擇配合辦案人員的要求寫下那些文字。

至于那些內容是否出于本心，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對于偵查階段的筆錄，溫惠的態度也類似。她表示：

當時自己的認知能力與筆錄內容不符。

辦案人員讓她指證寧遠喜，她照做了；辦案人員讓她說什么，她便說什么。她甚至認為，辦案人員為她傳遞家書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違規的誘導。

7

寧遠喜的辯護邏輯則要清晰得多，它建立在兩個堅固的支點上。

第一個支點，是寶新能源的絕對控制人，葉華能。

在辯護方的描述中，葉華能是一位對公司擁有絕對控制權的人物。他的權力滲透到公司的每一個毛孔，大到戰略轉型，小到日常開銷。

辯護方稱，這位身家億萬的企業控制人，其管理半徑能精準覆蓋到：

一支鉛筆的采購。

而寧遠喜在內的所有高管，都只是擺在辦公位上的紙人，是沒有決策權的執行者。

因此，這筆1500萬的房產交易，從決策到定價，都是葉華能一人的意志。寧遠喜只是一個聽從指令的丫鬟，恰好腰里別著鑰匙：

當家卻做不了主。

寧遠喜也承認，他在許多文件上的簽字只是一種“形式”，是作為掛名董事長的必要流程。

而第二個支點，則更為宏大。辯護方認為，整個案件的源頭，是梅縣當地官商勾結，一手炮制出的冤案。

在這個前提下，所有對寧遠喜不利的供述，無論是他自己的，還是溫惠及其他證人的，都源于脅迫與誘騙，是“階段性的供述”，必須全部排除。

因為大環境已經被污染，所以從這片土地上收集到的所有證據，自然也都失去了可信度。

8

當法庭討論交易手段是否合法時，一個頗具法理思辨意味的詞匯被反復提及：

公然取走不為盜。

辯護方的新觀點是，這筆交易并非秘密進行。它明確記載于寶新能源2014年的半年報及年報中，出現過“大中公司”的名字，也列出了1500萬的金額。這份財報經過了層層審核，從財務部門到董事會，再到獨立的審計機構，沒有人提出異議。

既然交易信息是公開透明的，所有相關人員都曾過目，又何來“秘密竊取”一說？

這個邏輯被一個生動的案例所挑戰。

一個竊賊深夜闖入獨居老太的房間，當著老太的面拿走屋里所有值錢的東西。老太因為恐懼，全程不敢吱聲，只是睜眼看著。竊賊也知道老太在看他，但他沒有停手。這個過程足夠“公開”，毫無秘密可言，但法律會因此認為這種行為無罪嗎？

顯然不會。盜竊罪的本質，在于：

違背他人意志，非法轉移財物。

那么，寶新能源的財報究竟將這筆交易“公開”到了什么程度？

在合并財務報表的“前五名客戶營業收入情況”一欄中，“梅州大中地產管理有限公司”的名字赫然在列，對應的金額是1500萬元。僅此而已：

沒有交易標的，沒有資產細節，沒有關聯關系說明。

只有一個名字和一串數字，淹沒在數十億的龐雜數據里。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同一份財報中，另一宗名為“山水城”的地產項目出售案，得到了極為詳盡的披露。該項目：

不僅有完整的資產評估報告，交易價格也遠高于賬面價值。

整個過程的細節在報告中一覽無遺。

一筆上億的交易，被放在聚光燈下反復檢視。而另一筆1500萬的交易，則像一張沒有地址的電影票根，靜靜躺在角落。

9

關于價格，控辯雙方的觀點徹底對立。

控方出示了多份文件，試圖證明1500萬是一個被嚴重低估的價格。梅縣稅務部門為這處房產核定的計稅價是3038萬；德高公司的評估價是3532萬；而大中公司用它做抵押，從銀行獲得了2400萬的貸款，彼時的貸款評估價更是高達4278萬。

更重要的是，在到手后的七年里，這處房產為大中公司帶來了超過1400萬的租金收益：

幾乎收回了全部購房成本。

辯護方對此一一反駁。

他們認為，稅務計稅價和評估價均無證據效力，不能作為定罪依據。至于那筆高額貸款，辯護律師解釋，這并非完全基于房產價值，而是因為銀行認可寧遠喜和溫惠的個人信用。

據稱，兩人是當地龍頭企業的高管，共同持有梅州唯三的黑金百夫長信用卡中的兩張。個人信用價值千萬。

這個解釋又引出了新的疑問。既然兩人擁有如此之高的個人信用，為何不直接申請一筆個人貸款，而要費盡周折地注冊公司、隱名代持，用一筆復雜的房產交易來獲取資金？相比之下，前者顯然：

更安全、更便捷，成本也更低。

對于高額的租金回報，辯護方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位辯護人提出，在2014年，民間借貸的年化利率最高可達36%，三年就能回本。相比之下，大中公司用七年時間才收回成本，收益率并不算驚人。

這個對比，卻讓寧遠喜的投資動機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如果一個商人能輕易通過放貸獲得36%的年化收益，為何還要大費周章地將1500萬現金投入一處固定資產，去追求一個遠低于此的回報率？

10

隨著庭審進入第21天，法庭上的攻防焦點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庭審現場，溫惠的辯護人率先發言。他的目光沒有直接投向公訴席，而是掃過被告席上的寧遠喜。他提到，從偵查到一審、二審，再到如今的發回重審：

寧遠喜始終堅稱溫惠才是大中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本次庭審的舉證階段，直到白紙黑字的證據擺在面前。

當公司資料被一一展示后，寧遠喜才首次承認，大中公司是他的。辯護人說，寧遠喜的這個轉變，讓他五味雜陳。

他認為：

如果不是寧遠喜最初的拉扯，溫惠不會從最初的幫兇身份，一步步淪為今天的從犯。

辯護人因此對寧遠喜此前的所有供述：

均不予認可。

只以相關書證及其當庭的承認為準。

溫惠的另一位辯護人則將矛頭對準了公訴方出示的證據本身。他指出，寶新能源的內部控制手冊，公訴人只摘取了只言片語，并未出示實體文本。

辯護人還提到，寶新能源的年報清晰地記載了大中公司以及1500萬元的交易信息。這份年報經過了編制、內審、審計、董事會審議等一系列嚴格程序，期間無人提出任何異議。

如今，這份經過了層層審核的公開報告，卻成了指控犯罪的證據。

在辯護律師的質證結束后，法庭的焦點，迅速轉向了另一起指控：一筆高達930萬元的財務顧問費。

11

公訴人開始舉證。

根據相關文件，寶麗華公司曾向一家名為寶獻公司的賬戶，支付了930萬元。

資金的流向清晰而曲折：930萬元進入寧遠喜控制的寶獻公司后，其中320萬元流向了他的另一家公司——大中公司，隨后又有230萬元：

轉入了溫惠控制的賬戶。

為這筆巨款支付提供合理性支撐的，是寶麗華與江西銀行的一筆融資業務。

但江西銀行的說法是，這筆錢，他們：

一分沒收。

寶麗華公司的員工回憶，當時是溫惠填寫了付款審批單，并告知財務人員，老板葉華能已經知曉此事。一個關鍵的細節是，在支付這筆款項期間，寶麗華的實際控制人葉華能，其出入境記錄顯示，人正在：

境外。

被告人的供述則隨著調查的深入不斷演變。

寧遠喜最初對寶獻公司、資金來源等基礎事實一概否認。

后來又稱，寶麗華沒有獎勵個人的先例，但老板有時會給他大額現金處理事情。

溫惠的說法也幾經變化。她最初稱不記得付款原因和去向，后來承認：

是寧遠喜讓她向老板隱瞞費用的真實情況。

她在自書材料中寫道，寧遠喜曾告知她這930萬的真實用途。

但她認為，自己并未從中分錢。

為了證明付款審批單的真實性，公訴人出示了一份關鍵物證的原件，以及一份紅外線檢測報告。

報告的結論是，付款報批單上批準人為溫惠的簽名。筆跡真實，且附件處：

無人為撕毀、變造痕跡。

12

2025年8月21日上午，寧遠喜結束了對最后兩位證人證言的質證。他對法庭重申了兩個堅如磐石的主張：寶麗華公司的所有付款，最終審批權都在葉華能手里；溫惠在任何單據上的簽名，都只是代替葉華能行使的形式。

他認為，這些言辭證據相互矛盾，前后不一，是葉華能的下屬們被組織起來的偽證，目的是為了構陷。他提醒法庭，在本案中，書面證據才是王道。

隨后，控方展示了一組新的證據，試圖瓦解寧遠喜構建的這套權力體系。

呈現在眾人面前的，是五份寶麗華公司的付款報批單。它們的共同點是，在審批人一欄：

只有溫惠一個人的簽名。

這五份單據，旨在證明溫惠擁有獨立的大額付款審批權。

寧遠喜對這些單據逐一進行了審視。

第一張是支付稅款的單據。他先是質疑了簽名的真實性，隨后又給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他認為，稅款是必須繳納的強制性費用。

無論誰簽字，這筆錢都必須支付，因此這個簽名不代表實質性的審批權。

第二張單據是向金融機構支付利息。寧遠喜將此歸為剛性兌付。

在他看來，這和繳稅一樣，都是必須履行的義務，誰簽字都一樣，簽不簽字都要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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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幾張寶麗華向子公司劃撥款項的單據。他解釋說，這屬于公司內部的資金往來。

不會造成公司資產的流失，因此也不需要葉華能親自審批。

為了支撐自己“所有付款必須經葉華能審批”的核心原則，寧遠喜建立了一套精密的：

例外分類體系。

他將那些僅有溫惠簽名的付款單，分門別類地歸入了“強制性費用”、“剛性兌付”和“內部劃轉”等無需最終審批人簽字的范疇。

然而，最后一張單據的出現，打破了他剛剛建立的邏輯閉環。

這是一張報批單，支付款項高達：

3億多元。

用途是購買股票，審批人，依然只有溫惠一人。

這筆巨款，顯然不屬于繳稅，不屬于付息，更不屬于內部資金調撥。

寧遠喜看著這張單據，斷然否定。他解釋說，這個簽名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

代簽。

他的理由是，自己與溫惠共事二十多年，她從未有過這樣大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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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群聊天記錄的質證沒有花費太多時間。寧遠喜對每一段對話都做了詳盡的分析，即便：

他本人并不在群里。

他逐條論證，這些內容同樣無法證明溫惠擁有獨立的財務審批權。旁聽席上有人覺得，他對公司財務細節的熟悉程度，聽起來像是真正的掌控者。

當那張爭議核心的930萬元付款報批單原件被法警呈現在眼前時，庭審氣氛變得有些凝重。據稱，寧遠喜雙手緊握，凝視著這張決定了他三年多命運的紙。

他的核心觀點只有一個：無論是照片還是原件，葉華能的簽字壓痕都清晰可見，肉眼可見。

在對自己過往的訊問筆錄進行質證時，寧遠喜只用了五分鐘。

他解釋了自己最初保持零口供的原因，稱其為一種對抗，認為自己受到了刑事迫害。他將自己后來的供述，定義為：

階段性承認。

只有當無法否認的客觀證據出現時，他才會在證據所及的范圍內承認部分事實。

庭審材料顯示，在他保持沉默的那段時間里，他時常：

將責任引向溫惠。

下午，法庭審理的焦點轉向了溫惠的筆錄和自書材料。

在這些材料里，溫惠描繪了另一番景象。她說，寧遠喜曾告訴她，放款機構都有收取顧問費的慣例，并許諾：

會分給她一百萬元作為酬謝。

他讓她配合，如果葉華能問起，就說這筆錢是江西銀行要收的。溫惠承認，因為和寧遠喜二十多年的同事關系，以及對方聲稱自己資金緊張，她幫著隱瞞了葉華能。

對于溫惠的這些陳述，寧遠喜全部予以否認，稱這是溫惠在公安誘導下編造的故事。

輪到溫惠發表質證意見時，她堅稱自己無罪，也未從930萬元中獲得任何利益。她提出，那份關鍵的財務顧問合同簽署之日恰好是她的生日，但那天她本人遠在深圳，并不在梅州。

她認為，是財務人員李艷擦掉了報批單上的簽字，并藏匿了合同，她自己沒有幫助寧遠喜侵占公司財產的動機。

15

寧遠喜、溫惠案的庭審原定于2025年8月22日結束。但法庭的進度顯然沒有跟上日程，審判將繼續延長。

當天，溫惠仍在質證。

庭審的第一個焦點，是幾份書證。

溫惠稱，部分工資單上沒有高管簽字，真實性存疑。她認為葉華能可以隨意調整員工崗位，這才是實際控制人的表現。她還補充道，單獨發放獎金，符合此人的行事風格。

接著，話題轉向了一位鄒姓證人的證言。溫惠的評價十分干脆：基本不真實。

她提出，公司制度從未要求所有報批單都需經總經理審批。那張關鍵的930萬元報批單，雖由她填寫，但上面并沒有她的簽名。

她承認自己保管著公司公章和法人章直到2021年，但強調，所有用印都必須經過葉華能的批準，她本人并無審批權。

對于那張付款單，她堅稱信息填寫清晰，自己沒有任何隱瞞。

至于檢方提到的合同不見了，溫惠給出的解釋是，并非沒有合同，而是被一個叫李艷的同事藏匿了起來。

16

當法庭開始質證李艷的證言時，溫惠的情緒明顯起了變化。在她的辯護人發言前，她一度抽泣，并反復強調：

這份證言極為重要。

然后，她用一種讓旁聽席眾人始料未及的邏輯，全盤否定了李艷證言的真實性。她解釋說：

李艷是東宮的人，而自己和寧遠喜屬于西宮。

既然派系對立，那么對方的證言，自然全是對他們二人的虛假指控。

被告人正用古代宮廷劇的框架，來解釋一家現代公司的內部矛盾。

在溫惠的陳述中，那筆930萬元的付款流程被重新還原。

她回憶，2016年2月1日，寧遠喜打電話問她，葉華能是否交代過這筆錢：

也正是寧遠喜，向她提供了付款所需的信息。

她稱自己只填寫了單據，并未簽名，當天便交給了李艷。在她看來，這筆錢必然是葉華能直接安排支付的。因為按照李艷的經驗，絕不會憑一張無人簽字的單據就付款。

她還表示，自己沒有動機去隱藏合同與發票，是李艷將它們藏了起來。至于這930萬元到底是什么費用，她并不清楚，只是奉葉華能之命行事。

最后，她指著物證原件說，付款單的左下角有被擦拭的痕跡。她推測，那里原本很可能是葉華能的簽名，后來被李艷擦掉了。

17

溫惠的質證環節告一段落，她的第一辯護人開始發表意見。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里，他試圖從根基上動搖整個案件的指控。

辯護人稱，公訴人、證人乃至溫惠自己，可能都未完全理解本案的基礎事實。

他指出，本案的核心并非一筆傳統貸款。寶麗華公司與江西銀行之間，沒有直接的信貸合同。寶麗華獲得的3.1億元資金，實際來源于廣發證券的資產管理計劃。整個交易的法律關系，由寶麗華、廣發證券資管以及廣發證券三方構成。

這不是一筆貸款，而是一種類信貸。

這個論斷引出一個關鍵推論：既然寶麗華的錢不是直接從江西銀行借的，那它也就不存在向江西銀行支付利息的義務。如此一來，那筆所謂支付給江西銀行的“財務顧問費”，其事實基礎便不復存在。

辯護人認為，整個指控都建立在了一個錯誤的認知上。

這套復雜的金融操作，正是寧遠喜一度引以為豪的杰作。在那個年代，寶麗華自身融資無門，寧遠喜認為，是自己憑借其在金融圈的人脈與知識，串聯起銀行、券商、資管等四家不同類型的機構，設計出一套精巧的結構，最終為公司輸送了3.1億元的資金。

在2018年《資管新規》出臺之前，金融業態充滿了創新的空間。通過一系列復雜的合同嵌套，資本可以合法地繞開單一機構的業務限制，從資金充裕的一方，流向急需資金的另一方。

資金從江西銀行出發，經由幾家機構搭建的法律通道，最終抵達了寶麗華的賬戶。

后來的監管文件，如《資管新規》和《九民紀要》，將這類業務定義為通道業務，并要求進行穿透式審視，即剝開合同的外殼，探究交易的真實目的與最終的資金流向。

盡管舊案不能用新規審判，但這無疑為理解當年的交易提供了一種思路。無論法律形式如何包裝，錢確實從江西銀行出來，最后也回到了江西銀行去。

法庭上的辯論，從宮廷內斗的敘事，到金融結構的解構，最終還是要回到一個更樸素的問題上來。

那筆以財務顧問費為名，付到寧遠喜隱名控制的公司賬戶里的930萬元，到底是不是給寧遠喜個人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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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3日，是本案此輪庭審的最后一天。

法庭里，控辯雙方、法官、被告人、旁聽者，在長達26天的唇槍舌劍后，只在一件事上達成了共識：

疲憊。

案件的每個細節都被反復咀嚼，如同在一部慢放了無數遍的黑白電影里尋找新的像素點。辯護律師們也開始感到詞窮。

下午，庭審的沉悶被打破。寧遠喜的第二辯護人發言完畢后，話鋒一轉。他向法官建議，這場審判沒必要再繼續了：

公訴人應該直接撤訴。

他說他感到不安。幾天前，有訴訟代理人提及寧遠喜一筆930萬元收入可能存在的稅務問題。他想知道，這是不是意味著，在法庭之外，已經有人篤定被告人必將獲罪？

檢察官與審判長相繼澄清，但這未能打消他的疑慮。

他最后拋出一個問題，梅州的手，是不是已經伸到了順德？

這種懷疑論調并不孤單。溫惠的辯護律師隨后也表達了同樣的困惑。最初，這套將一切歸咎于外部力量的敘事，還只是兩名被告人的辯護策略。現在，它成了律師們的終極武器。

前一天，溫惠為解釋一名證人證言不可信時，提到了：

東宮西宮。

一天后，她的辯護律師為這位證人的敵意，找到了一個心理學角度的解釋：

女人間的嫉妒。

他說，溫惠與這位證人同期入職，溫惠后來升任總經理，證人卻只在會計崗位上退休。懸殊的職業差距，讓后者妒由心生，于是抓住機會，誣告陷害。

19

在一片喧囂中，溫惠律師的一個新觀點，幾乎被人忽略。他提出，關于那930萬元的支付，如果老板和財務人員都陷入了錯誤認識，那么溫惠也只是同樣陷入了：

錯誤認識。

這被看作是辯護思路的一次重大調整。

26天的審理，最終還是卡在了一張付款單上。單據上，一處被涂抹掉的簽名依稀可辨。

辯方說，這就是老板簽的字，老板知情，一切合法。

控方說，不管誰簽的，簽了又抹掉是什么意思，都不影響：

付款時決策者被蒙蔽的事實。

寧遠喜被指控的行為，在公司法里有一個名詞：

自我交易。

通俗講，就是公司的管理者，代表公司，和自己做生意。

從庭審中可知，擔任寶新能源董事長期間，寧遠喜將公司房產賣給了自己實際控制的大中公司。

擔任寶麗華黨委書記時，他又讓公司支付930萬元給另一家自己實際控制的寶獻公司。這些交易：

均未經過股東會同意。

一個沒有爭議的事實是：交易發生時，寶新能源和寶麗華的股東們，并不知道交易的另一方，就是他們的董事長寧遠喜。寧遠喜本人也承認，為了避免關聯交易的麻煩，他：

刻意隱瞞了身份。

20

二十六天的喧囂落幕，法庭的燈光熄滅，但人性的劇場卻未曾散場。庭上滔滔不絕的自我辯護，與其說是為了澄清事實，不如說是一場記憶魔術。

在這里，記憶并非事實的仆從，而是利益的隨從。

當責任追來時，記憶便衰老、麻木，退化成一團混沌的濃霧，只剩下三個詞：不清楚、記不清、不知道。

那數千萬的交易，那暗中控制的公司，那作為經手人的身份，都成了可以隨意丟棄的破舊行囊，仿佛與自己從無干系。

然而，當功勛需要認領時，記憶又會奇跡般地復活，并且變得比水晶還要清晰透亮。

那筆“難度極高”的融資，那串聯起四家機構的“精巧設計”，那作為地方龍頭企業高管的“千萬信用”，每一個細節都閃耀著天才的光芒，每一次運籌都彰顯著超凡的膽識。

原來，人的頭腦竟是這樣一個便利的所在：于己有責的，便大方地忘了；于己有利的，便慷慨地記起來，還要渲染得無比輝煌，仿佛不是攫取，而是一種恩賜。

他們用最縝密的邏輯，去論證自己的記不清；用最專業的術語，去包裝那份不知道。

從“東宮西宮”的派系論，到“女人嫉妒”的心理學，再到“商業精彩”的優越感，一切高深的、玄妙的、乃至荒唐的言辭，都成了掩埋那樸素事實的泥沙。

他們不惜將自己塑造成提線的木偶，或是無知的幫閑，唯獨不肯承認自己是一個需要承擔后果的成年人。

罪與非罪的界限，在滔滔不絕的辯解中早已模糊。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并非那筆被侵占的巨款，而是這種將謊言鍛造成鎧甲的本領。

當記不清成為最安全的盾牌，當不知道成為最體面的說辭，那么被埋葬的，又何止是一樁案件的真相？或許，被一同埋葬的，還有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一點擔當與誠實。

李宇琛（立于塵）

寫于2025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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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庭審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