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們，是自愿成為做題家的嗎？

對那些困在底層或掙扎著維持生活的人來說，階層躍升的話語與其說是承諾，不如說是嘲諷。

如今，我們看待成功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贖一樣，我們認為成功不是靠運氣或恩典，而是憑借自己的努力和奮斗。這是優績至上理念的核心。優績至上主義頌揚自由——憑努力工作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和應得的權利。如果我要為積累可觀的世俗財富——收入和財產、權力和聲望——負責，那么我必須配得上這些世俗財富。成功是美德的標志。我發的財是我應得的。

這種思維方式賦予我們力量，鼓勵人們這樣思考：自己對自己的命運負責，而不是成為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這種思維方式也有黑暗的一面。我們越是認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給自足的，就越不可能關心那些比我們不幸的人的命運。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實現的，那么他們的失敗一定是他們自己的錯。

這種邏輯顯示優績至上原則侵蝕了人與人之間的共通性。對我們的命運負有個人責任的觀念過于強烈，讓我們很難換位思考。

在過去40年里，優績至上的預設加深了對民主社會公共生活的影響。盡管不平等已經擴大到不容忽視的程度，但公共文化強化了這樣的觀念：我們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我們所得到的一切是我們應該得到的。

似乎全球化的贏家需要說服他們自己和其他所有人，那些處于頂端和底層的人已經到達屬于他們的位置。即便不是這樣，只要我們能夠消除通往機會的不公平障礙，他們就會回到屬于他們的位置。近幾十年來，主流中右翼和中左翼政黨之間的政治爭論主要關于如何解釋機會平等及如何實施機會平等，來讓人們能夠憑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取得更大的進步。

我最早是從與學生的交流中注意到優績至上情緒的高漲的。1980年以來，我一直在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哲學，有時會有人問及這些年來學生的觀點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通常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在課堂上就我所教的主題——公正、市場和道德、新技術的倫理——開展辯論，學生們總是會表達各種各樣的道德和政治觀點。我沒有注意到任何決定性的趨勢，但有個例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到現在，我的學生中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們的成功是他們自己努力的結果，是他們自己取得的。在我教的學生中，這種優績至上的信念得到了強化。

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他們成長于羅納德·里根時代，吸收了當時的個人主義哲學。但這些學生大多不是政治上保守的學生，信奉優績至上的學生涵蓋了各個政治派別。

在關于大學招生的平權法案是否公正的爭論中，他們的態度表現得尤為激烈。無論學生支持還是反對平權法案，大多數人都堅信他們努力學習才有資格進入哈佛大學，因此他們在哈佛的地位是當之無愧的。至于他們被錄取是因為運氣或其他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的說法，都會遇到哈佛學生的強烈抵制。

在精英大學學生中，優績至上的看法日益強烈，這一現象不難理解。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錄取到精英大學的路變得越來越難走，越來越令人畏懼。就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學錄取了近1/3的申請人。20世紀80年代初，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錄取了大約1/5的申請人；2019年，這兩所大學只錄取了不到1/20的申請人。

隨著入學競爭的加劇，渴望進入一流大學（或被父母期望進入一流大學）的孩子們的青春期已成為激烈奮斗的戰場——為了給大學招生委員會留下深刻印象，大學預修課程、私人升學輔導、SAT培訓、體育和其他課外活動、實習和在遙遠國度的志愿活動都安排得很緊，壓力很大，讓人感到緊張，所有這些都是在為孩子尋求最好前程的超級父母的督導下進行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能憑自己的努力和勤奮工作獲得成功，你就很難從這種壓力和奮斗的挑戰中走出來。這并不會讓學生變得自私或不負責任，他們中的許多人把大量時間投入公共服務和其他公益活動，這段經歷確實讓他們成為堅定的精英。就像他們的清教徒先人一樣，這些學生相信他們通過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功是他們應得的。

我注意到，大學生中的精英意識并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2012年，我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廈門大學做了一次演講，我的演講主題是“市場的道德限度”。近期的頭條新聞報道了一名中國少年為了買iPhone（蘋果手機）和iPad（蘋果平板電腦）而賣掉了自己的一個腎，我問學生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在隨后的辯論中，許多學生持自由主義觀點：如果該少年在沒有壓力或脅迫的情況下自愿同意賣腎，那他有權這樣做。也有一些學生不同意，認為富人可以通過從窮人那里購買腎臟延長自己的壽命，這是不公平的。大廳后面的一位學生提出：有錢人賺了錢，就是有功勞，所以應該活得更久。

我被這種厚顏無恥的優績至上思維嚇了一跳。回想起來，我意識到，這在道德上類似于成功神學信仰，即健康和財富是上帝青睞的標志。當然，說出這句話的中國學生可能并沒有沉浸在清教徒或天命論的傳統中，但他和他的同學們是在中國轉向市場社會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

在過去10年里，我在訪問中國多所大學時遇到許多學生，他們的道德直覺中深深地存在這樣一種觀念：那些成功的人所賺的錢是他們應得的。盡管存在文化差異，但這些中國學生就像我在哈佛大學的學生一樣，是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社會背景下展開的高度競爭的錄取過程中的贏家，難怪他們會抵制這樣一種想法，即我們的成功另有原因。

他們更容易被另一種想法吸引：我們贏得了成功，無論制度對我們的努力與天分給予什么樣的回報，那都是我們理應得到的。

作者：邁克爾·桑德爾，來源：《精英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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