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錢工具人”怎么定罪？是詐騙共犯還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在電信網絡詐騙猖獗的今天，有一種角色被稱為“工具人”或“車手”：他們不直接實施詐騙話術，只負責最后一步——拿著銀行卡去ATM機取現，然后交給上家，賺取一點提成。當案發時，他們常常面臨一個致命的指控：詐騙罪的共犯。

一旦被認定為詐騙共犯，他們將要對全部的詐騙金額負責，刑期動輒三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但如果只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以下簡稱“掩隱罪”），刑期則通常在三年以下。罪名的認定，天差地別。

《刑事審判參考》第1488號“林友誼案”的改判，為我們清晰地劃定了這條決定“工具人”命運的法律邊界。

一、 案情回溯：從“詐騙共犯”到“掩隱罪”的逆轉

被告人林友誼，為了賺取10%的提成，答應幫人取錢。他使用上家提供的銀行卡，在ATM機上分13次取現3.19萬元，又通過轉賬、取現等方式處理了余款，總計取出3.81萬元。事后將大部分錢交給上家，自己留下3000多元作為報酬。

· 一審判決（詐騙罪，三年有期徒刑）：法院認為，林友誼受指使、多次操作、收取報酬、電話聯系等行為，表明其“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而提供幫助，是詐騙犯罪不可或缺的環節，故以詐騙罪共犯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

· 二審改判（掩隱罪，一年十個月）：二審法院（天津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糾正了一審的事實認定，并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林友誼與詐騙分子有共謀，但其“明知是犯罪所得”而幫忙取現的事實清楚，故改判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刑期降至一年十個月。

這一改判，為何發生？核心在于對兩個關鍵問題的重新審視。

二、 核心爭點一：如何區分“詐騙共犯”與“掩隱罪”？

這是本案定性之爭的核心，也是所有“取錢工具人”案件中最常見的困惑。二者在主觀明知、行為時間上存在本質區別。

1. 主觀方面：“明知”的內容不同

· 詐騙罪共犯：要求行為人明知他人正在實施詐騙犯罪，并且具有與詐騙分子形成共同犯罪故意（通謀）。這種“明知”是具體的，即知道對方在騙人，并且愿意加入一起去騙。

·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要求行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即可。這種“明知”可以是概括性的，即只需知道錢款來源非法（可能是賭資、贓款、騙來的錢等），至于上游犯罪具體是什么、如何實施的，并不要求有明確的認識。

本案的關鍵轉折：二審法院指出，林友誼雖有“意識到和詐騙有關”的供述，但他也供述“具體干什么對方沒說過”。現有證據無法證明他知道詐騙的具體手段、被害人是誰、騙了多少錢等關鍵事實。在缺乏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僅憑其概括性供述，無法認定其與詐騙分子有“通謀”，只能認定其“明知是贓款”。

2. 客觀方面：行為發生的時間節點不同

· 詐騙罪共犯：其幫助行為（如取現）發生在上游犯罪（詐騙）尚未既遂之前，或者與詐騙實行行為同步進行。該行為是詐騙犯罪得以既遂、犯罪目的得以實現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其行為發生在上游犯罪已經既遂之后。此時，被害人的錢款已經被騙到手，詐騙分子的非法占有目的已經實現。取現行為是對既遂后產生的犯罪所得進行轉移、變現，是一種事后幫助行為。

本案的應用：被害人將錢轉入指定賬戶時，詐騙罪即已既遂。林友誼的取現行為發生在款項到賬之后，是對贓款的事后處理，而非事中幫助詐騙行為本身。

三、 核心爭點二：退賠責任如何認定？

改判罪名后，另一個現實問題來了：林友誼只拿了3000多塊提成，他需要退賠全部的3.82萬元嗎？ 二審法院的答案是：需要。

法院的裁判理由體現了深刻的法理和司法政策考量：

1. 民事侵權連帶責任的延伸：上游詐騙犯與下游“取錢工具人”共同導致了被害人財產損失無法追回的后果，構成共同侵權人，應對被害人的全部損失承擔連帶退賠責任。

2. 對“非法處置”行為的全面評價：林友誼雖未最終占有全部贓款，但其行為是對全部贓款進行了非法的轉移和處置。正是其處置行為，使得贓款的性質發生轉變、去向得以隱匿，加大了追回原物的難度。因此，法律上將其視為對全部處置金額負責是合理的。

3. 保護被害人權益：在上游犯罪人未到案的情況下，如果僅讓“工具人”按其獲利退賠，被害人的損失將極大可能無法得到彌補。判令其對全部損失承擔連帶責任，是保障被害人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必要司法措施。

這給所有“工具人”敲響了警鐘：不要以為只拿了一點提成，就只承擔一點責任。你對經手的全部贓款都負有法律上的退賠義務。

四、 案例啟示與律師建議

林友誼案的最終改判，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警示作用：

1. 對于司法實踐：它強調了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鏈條進行精準打擊、區別對待的重要性。要求司法人員必須細致審查行為人的主觀認知、地位作用，不能因為行為人在詐騙鏈條中提供了幫助就一概認定為詐騙共犯，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和證據裁判原則。

2. 對于“潛在的工具人”：此案是一面鏡子。它照見了“輕松賺快錢”背后巨大的法律風險：不僅可能面臨刑獄之災，更可能背負上沉重的經濟債務（退賠責任）。切勿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出租、出售自己的銀行卡、手機卡，更不要親自去幫人取現，否則必將成為法律的打擊對象和被害人的追償對象。

3. 對于律師辯護：本案為類似案件的辯護提供了清晰的思路。辯護核心應圍繞“主觀明知的具體內容”和“行為發生的時間點” 展開，全力收集當事人對上游犯罪不知情、未參與預謀的證據，爭取將罪名從重罪（詐騙）辯為輕罪（掩隱罪），從而實現有效辯護，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五、結語

“林友誼案”的改判，并非是對犯罪的寬宥，而是對法律精準適用的追求。它清晰地告訴我們，法律既要嚴厲打擊犯罪，也要罰當其罪，不枉不縱。對于每一個徘徊在犯罪邊緣的“工具人”而言，此案應是一盞刺眼的紅燈：停下你伸向ATM機的手，否則，法律的制裁和經濟的追償，終將讓你付出遠超想象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