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胡菊人先生

文︱沈西城

胡菊人（右）、張曉卿和金庸于2006年在《明月》創(chuàng)刊40周年酒會上合照：風(fēng)云人物（圖：《明報》）

我認(rèn)識資深傳媒人胡菊人，當(dāng)年他找我翻譯日文書刊，他不喜軍國思想但佩服日本文化。

農(nóng)歷七月，鬼節(jié)，又一個前輩走了。胡菊人先生的去世，讓我心痛如絞，苦楚無法釋止。

五十年細(xì)說從頭，一九七四年我從東京回港，賦閑家中，想找一點事做。老哥哥《明報月刊》編輯黃俊東對我說：“關(guān)琦，你既然懂得日文，不妨給月刊譯些稿，賺點外快吧！”《明月》是一份極具影響力的雜志，作者都是知名教授、學(xué)者，我這個小雜毛，何能得列榜上？有點遲疑。黃俊東說：“怕什么，我們的老總胡菊人很開放的，一向認(rèn)稿不認(rèn)人，只要稿子好，就會刊登。”湊巧導(dǎo)演胡金銓要赴韓國拍戲，寫在月刊老舍的連載要暫停。黃俊東便提議我在日本書籍里找資料，寫一篇老舍的文字補上去。我找到木村浩翻譯俄國作家愛魯?shù)兀惶亓指缢鶎懤仙岬奈淖郑B夜開動，翻譯了一萬字交予黃俊東。半個月后，黃俊東喜孜孜地走來告訴我：“行了，胡菊人看過文章，說可以用，并請你繼續(xù)翻譯。”

由是，我一篇一篇地翻譯下去，第二篇就是《中國的一九三零年代與魯迅》，這是胡菊人指明要我翻譯的。其時，胡菊人寫了一篇關(guān)于上海戰(zhàn)役時期《魯迅日記》空白問題的文章，指出魯迅在日軍進襲上海閘北時，躲進了日軍的司令部里，倘屬事實，魯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必會受到徹底性的摧毀。日本京都大學(xué)竹內(nèi)實教授不同意胡菊人的說法，特意寫了一篇長文，加以辯白，文章先寄到黃俊東手再轉(zhuǎn)給我，文章長，一期刊不完，黃俊東便說：“只要文章好可以跟老胡商量，分期登！”未幾，胡菊人打電話給我，征詢意見，我直言相告。他略略沉吟了一下，說：“好吧，你先譯一部分，我登在十周年那一期里，其他的，你慢慢翻譯出來交給我好了！”

這篇稿子弄了一個星期還未好，黃俊東來催了，教我寫好后自己送上《明月》編輯部。一個細(xì)雨霏霏黃昏，我摸上編輯部，二、三百呎左右，容納著《明報周刊》和《明報月刊》。《明月》的編輯部只占兩張合并寫字臺，承載著胡菊人和黃俊東。我走到盡頭靠窗處，看到一個中年男人背窗坐著，頭發(fā)不長不短，前面那一小撮，輕輕掛在額角上，隨著他握筆的右手在晃動，飄呀飄的，溢著一絲飄逸。

我的腳步驚動了他，陡地停下筆，慢慢抬起頭，兩道凌厲的目光，直射過來，我不禁倒退一步。他打量我一下，問：“你是沈西城？”我嗯了一聲：“是胡先生嗎？”他點點頭，順手拿起？面上擱置煙缸里的煙斗，朝煙缸邊敲了兩敲。“我的稿譯好了，請你過目！”我恭敬地把包著稿子的公文袋迎了上去。“啊！”胡菊人立刻拆開來低頭看。看了一會，重新抬起頭：“很好，很好！”發(fā)覺我仍筆直立著，歉意地說：“請坐呀！忙著看稿子，沒招呼你，真對不起！”

我坐了下來，胡菊人便詢問我在日本留學(xué)的情形。他對日本人似乎沒有好感，可對日本文學(xué)的發(fā)達，表示了極大的欽佩。“日本有些作家我很喜歡，像川端康成、安部公——”吸著煙斗，虎地噴了口煙：“可是我不能接受三島由紀(jì)夫，這種軍國思想，太危險了！”跟著又說，日本人除了那種武士道式的慓悍精神要不得之外，有許多東西還是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的，以出版而言，就遠(yuǎn)比香港發(fā)達，他指著身邊書架說：“這里有很多日本書，單看裝幀，已教人愛不釋手，你可以看看，有什么對眼的，拿回去，譯一些給《明月》。”我看了看，挑了劉錦淵的《中國的素顏》，作者從中國大陸出來之后，把他的所見所聞寫成了書。

窺探文革下的中國

那時候，中國大陸還在四人幫的統(tǒng)治底下，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如火如荼，許多讀者都很想知道大陸的實際情況，我提議翻譯此書。胡菊人一聽，十分高興：“不過，譯一本書很浪費時間，你有空嗎？”我說有空，順口告訴他我沒有工作做。他想也不想便說：“你盡管放手去翻譯，我加你稿費好了！”五十年后，這句話仍縈繞我心中不去。深秋葉落，斯人遠(yuǎn)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