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成名之后：諾獎如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作為科學界的“終極榮譽”，歷屆諾貝爾獎的頒發都倍受學界乃至社會公眾的關注，在使得獲獎者名聲大噪以及提供一筆豐厚獎金之外，“獲獎事件”本身也將對研究者的學術生涯以及其所在的研究領域的學術生態產生一系列綜合影響。

美國社會學家哈里特·朱克曼曾用“潮流效應”形容科學獎項頒發后的影響，在萬眾矚目的光環下，獲獎學者及其研究方向獲得更多的關注與學習。但在復雜的學術體系內，獎項的頒發還能夠將更深入的連環反應納入其中。

通過整理一系列科學學以及文獻計量學相關文獻，本文將探討諾貝爾獎頒布帶來的連鎖反應具體如何發揮作用機制。

登頂科學屆“萬神殿”后，

研究者何去何從？

諾貝爾獎由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所設立，在獎項設立之初，學界僅有少量的科學家被雇傭為研究工作者獲得充分支持，此外的大量的研究工作得不到足夠的資助，而憑借自身杰出成果獲獎的研究者自然能夠在獎金的支持下繼續深入研究，這也是獎項設立的初衷。

▲諾貝爾獎章

相較于同時期的其他科學資助，數目龐大的諾貝爾獎能夠為研究者提供更強有力的資助，朱克曼在《科學界的精英，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中介紹，1901年問世的諾貝爾獎金的單項獎金為四萬二千美元，是同期主要科學獎金朗福德獎章所附獎金的七十倍。在這種背景下，諾貝爾獎本身也被附加了一種象征信息，代表為科學發展做出貢獻的研究者所獲得的充分社會認可，并在承載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期望下繼續推進研究，為人類科學事業的發展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科學體系日益成熟的今天，多元化的學術經費資助已經能夠為研究者提供充分的支持，諾貝爾獎的象征性意義則更為突出，不過，朱克曼同樣指出，這種諾獎的評定并非完全視科學才能而定，還有諸多綜合層面的社會因素作為影響。例如，在冷戰時期，由于獎項的評定權被西方所掌握，來自蘇聯的科學家很難獲得諾貝爾獎的提名。

無論如何，獲得諾貝爾獎足以成為科學家生命周期中的里程碑時間，有部分學者認為諾貝爾獎帶來的“馬太效應”能夠促進已獲獎學者取得更加突出的獲獎成果，就如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所言，“世界在如何給予榮譽的這個問題上是奇特的，他傾向于將功勞歸于已經成名的人”，諾貝爾獎獲得者司馬賀（Herbert Simon）在對于科學系統的評獎標準中認為，“一段時間后，獲得榮譽的標準是獲得許多其他榮譽”。

▲ 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司馬賀（ Herbert Simon）

然而，Chan（2014）等學者在研究中收集了1901年至2000年諾貝爾物理學、化學和醫學或生理學獲得者在獲獎前后50年中每年獲得的獎項數量的數據后發現，研究者在獲得諾貝爾獎前，獲獎率屬于不斷上升的階段，并在獲得諾貝爾獎的年份達到獲獎率的巔峰，然而，在此之后，大部分學者的獎項獲取都處于快速下降的狀態。例如在1962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與詹姆斯?沃森共同發現了 DNA 雙螺旋結構，在此之前，他們在科研道路上穩步前進，逐漸收獲各類榮譽，而獲獎之后，克里克雖繼續在分子生物學領域探索，卻再難取得如發現 DNA 結構那般震撼科學界的成果，也未像之前一樣頻繁獲得重要獎項。

▲ 1962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 ）與詹姆斯?沃森（ James Watson ）

Chan（2014）等人對此的解釋為，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可能會因為已經獲得足夠的認可而喪失原有的卓越進取心。對于許多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而言，該獎項代表著科學界的至高榮譽，是對其學術成就的終極認可。在漫長的科研生涯中，追求榮譽和認可往往是激勵科學家不斷探索的重要動力之一。當他們獲得諾貝爾獎后，這種強烈的外部認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他們對榮譽的追求，從而可能導致原有的卓越進取心逐漸減弱。就像運動員在贏得奧運會金牌后，部分人可能會因為已經實現了最高目標而選擇退役，或者競技狀態不再如從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姆·艾略特曾用依據名言概括自己的諾貝爾獎獲得感受，“諾貝爾獎是一張通往自己葬禮的門票，在他得到它之后，沒有人做過任何事情。”

▲ 194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湯姆·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

另一個可以解釋該現象的原因則是，在獲得諾貝爾獎后，獲獎者可能由于自我標準和他人期望的提升，對于發表科研成果更加猶豫。一方面，他們自身在獲得如此高的榮譽后，會不自覺地提高對自己科研成果的要求，認為只有達到與諾貝爾獎相匹配的水準才值得發表。這種自我設限使得他們在研究成果尚未達到心目中的完美狀態時，不愿輕易將其公布于眾。

打造“潮流”還是形成“紅海”，

諾貝爾獎如何影響其所屬學術領域

毫無疑問，諾貝爾獎獲得者能夠獲得更高的科學影響力、更多和其他杰出科學家開展合作的機會以及在研究領域中更多的聲譽和優勢，該研究領域也會吸引更多的學界資源投入和公眾關注，以 2013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馬丁?卡普拉斯、邁克爾?萊維特和阿里耶?瓦謝勒為例，他們在發展復雜化學體系多尺度模型方面的貢獻，使計算化學領域受到極大關注，相關研究資金大幅增加，眾多科研機構紛紛投入資源開展相關研究。

▲ 2013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馬丁?卡普拉斯（Martin Karplus）、邁克爾?萊維特（Michael Levitt）和阿里耶?瓦謝勒（Arieh Warshel）

對于獲獎者曾經的合作研究者而言，在特定領域曾與諾獎得主開展合作有助于其職業發展，合作者可能會抓住寶貴機會，借助影響力和增加的資助以對獲獎主題繼續深入探討，從該角度看，諾貝爾獎的頒發無疑能夠作為一個研究方向興起的重要推動力。

然而，Battiston 等人在 2019 年針對科學家的研究領域多樣性與跨領域轉換現象進行研究時發現，在研究課題切換頻繁的學術界，合作者也可能出于多種原因選擇脫離獲獎領域，轉向其他研究主題的探索。例如，一些科學家為了追求更大的發展空間，避免在競爭激烈的獲獎領域中“扎堆”，選擇開拓新的研究方向；還有一些科學家為了實現更多的學術創新，突破現有研究的局限，毅然投身到全新的研究課題中。

Xie（2024）等研究者運用研究者網絡與文獻網絡對于這種現象進行了分析，并在研究結果層面證明了Battiston等人的說法，研究發現在諾貝爾獎頒布后，獲獎者的合著者在研究中對于獲獎主題的比例會明顯下降，而非合著者則會繼續涌入到該研究領域當中。比如在 2018 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酶的定向進化” 領域后，獲獎者的部分合著者了解到該領域雖然取得重大突破，但短期內核心技術難以再有革命性進展，便轉向新興的合成生物學領域，利用在原領域積累的知識和技術，探索全新的生物合成路徑。

從該現象中可以發現，科學研究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不同學者群體對于獲獎領域的差異理解，例如進展、局限性、未來發展潛力等。Xie等人對此的解釋為，合著者可以通過與獲獎者的交流了解到該領域的核心問題是否已經解決以及是否有具備新價值的研究問題，諾貝爾獎的頒發似乎意味著該領域內關鍵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并且出現了新的意見領袖，因此選擇加入具備更廣闊發展前景的其他方向，而非合著者或者在獲獎后追隨“潮流效應”涌入主題的研究者則由于該領域的了解和資源有限選擇繼續深入到該領域的研究當中。

在多元要素共同作用的學術界，以諾獎為代表的學術獎勵的影響從未僅限于研究本身，而是能夠對所在領域的學術生態產生深切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