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鋼苑婚姻律師：家暴案件中如何固定證據與主張離婚損害賠償？

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本案系一起離婚后損害責任糾紛案件。李女士與朱先生原為夫妻，于2019年登記結婚，2021年經法院判決離婚。離婚后，李女士主張朱先生在婚前存在欺詐行為（如隱瞞家庭精神病史、誘使其未婚先孕），婚內實施家庭暴力，且離婚后持續騷擾、泄露其隱私并當街毆打其與未成年女兒，導致其身心嚴重受損，故訴請朱先生賠償精神損失費、身體損失費5萬元。一審法院認為，李女士未在離婚訴訟中同時主張損害賠償，且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欺詐、家暴等行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故駁回其訴請。二審法院維持原判，強調離婚損害賠償須在離婚訴訟時一并提出，而離婚后獨立侵權的主張則因證據不足無法支持。（案例來源：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5）京01民終8754號民事判決書）

裁判要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條，離婚損害賠償情形包括重婚、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及其他重大過錯，無過錯方需在離婚訴訟同時提出請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八十八條進一步明確，原告未在離婚時主張損害賠償的，視為權利放棄。離婚后發生的侵權行為可獨立起訴，但需符合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且當事人應承擔舉證責任。本案中，李女士因未在離婚訴訟中主張賠償，且證據鏈不完整，故其請求未獲支持。

二、離婚損害賠償的“時效門檻”：為何權利主張須與離婚同步？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本案核心爭議之一在于離婚損害賠償的提出時限。法律明確規定，無過錯方若基于婚內過錯（如家暴、欺詐）主張賠償，必須在離婚訴訟中同步提出。這一規定旨在避免司法資源浪費，并促使當事人及時行使權利。李女士在離婚后另案起訴，盡管主張朱先生婚內家暴和欺詐，但因未在2021年離婚案件中一并提出，已喪失請求權基礎。張萬軍解釋，這并非否定婚內過錯的嚴重性，而是體現婚姻糾紛處理的效率原則。若允許離婚后隨意追溯，可能導致婚姻關系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

此外，張萬軍強調，法律對“離婚后損害責任”與“離婚損害賠償”作了嚴格區分。前者針對離婚后獨立發生的侵權行為（如騷擾、毆打），適用一般侵權責任規則；后者則聚焦婚姻存續期間的過錯。本案中，李女士試圖將婚內行為與離婚后行為捆綁主張，但法院指出其證據未能證明離婚后侵權行為與損害的直接關聯。例如，李女士提交的焦慮癥病歷記載“因家庭原因情緒差”，但未明確系朱先生離婚后行為所致；其提供的短信、錄音等證據，因內容模糊或無法核實來源，未被采信。張萬軍提醒，民眾在面臨類似情況時，應在離婚階段全面主張權利，避免因程序疏漏導致后續維權困難。

三、舉證責任的“證明困境”：家庭暴力案件中如何固定證據？

本案另一焦點在于舉證責任分配。張萬軍分析，家庭暴力案件因其隱蔽性、長期性特點，舉證常成為維權難點。根據《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當事人需對主張的事實提供充分證據，否則承擔不利后果。李女士雖提交了報警記錄、門診病歷、通話錄音等，但法院認為這些證據未形成完整鏈條：例如報警記錄僅反映糾紛，未明確傷情與家暴的因果關系；病歷提及“焦慮”但未指向具體侵害行為；錄音中朱先生承認“動手”，但未涉及離婚后侵權內容。

張萬軍指出，反家庭暴力法雖倡導對家暴受害人適當降低證明標準，但司法實踐中仍要求證據具備“高度蓋然性”。以本案為例，若李女士能提供傷情鑒定報告、警方出具的家暴告誡書、或多次報警的連貫記錄，可能強化證明力。此外，離婚后侵權行為（如騷擾同事、泄露隱私）需通過截圖、證人證言等直接證據固定。張萬軍建議，受害者應注意留存三類證據：一是身體傷害證據（如醫院傷情記錄、照片）；二是視聽證據（如監控錄像、錄音）；三是電子證據（如微信聊天記錄、短信）。同時，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或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以官方文書形式強化證據效力。

綜上，張萬軍總結，本案折射出離婚糾紛中權利主張的復雜性和舉證的重要性。民眾需增強法律意識，在婚姻關系變動時及時梳理訴求，并注重證據收集的規范性與連續性，方能有效維護自身權益。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婚姻家事法律師團隊以"學術+實務"雙輪驅動，精于刑事民事的交叉應對，幫助突破婚姻家事維權困境，專注于婚姻、家庭、遺囑繼承、財富傳承、私人法律顧問等領域，將冰冷的法條轉化為有溫度的問題解決方案。

（包頭鋼苑律師辦公樓附近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