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概念的確立，揭露被物與物的關系掩蓋著的人與人的關系

要從交換價值中抽象出價值概念，這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交換價值本身表現為某一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另一商品的使用價值之間交換的量的比例，這種比例并不關涉到商品間“共同的質”。又因為生產者關心的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消費者關心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如此，徘徊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無非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已。無論商品交換如何發展，市場交易顯現的永遠是“成比例”與“違反比例”的“量”的問題。亞里士多德要在商業交易中實現交換正義，就需要為一切商品交換制定規則，杜絕市場交易的價值欺罔。

古典政治經濟學要擺脫封建主義的殘余與流行的重商主義政策的束縛，只需要為資產階級建立一種自由的經濟學說體系，揭示財富的來源與本質。只有當“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發展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時，一切關于商品交換的量的比例問題的思考才變成一切商品間“共同的質”的批判性反思、對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思考才變成對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的追問、對“貨幣的謎”的性質的考察才變成“貨幣譜系學”的考究等一系列問題的審視。

在“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向“勞動的政治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很明顯可以看到“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把價值作為孤立的、自然的概念來分析。而馬克思敏銳地看到，商品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并且“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當意大利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加利阿尼逐漸意識到價值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時，馬克思立刻作出評價：“他還應當補充一句：這是被物的外殼掩蓋著的關系”。

這就說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總是同物結合在一起，并且作為物而出現，要揭開被物的外殼掩蓋著的人與人的關系，就只有通過分析物與物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從商品的價值關系中抽象出價值概念的過程同時也是揭示被物的關系掩蓋著的人的關系的過程。

倘若亞里士多德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分析商品的價值關系時堅守不同商品間“量的同一”以“質的同一”為前提的價值觀念，并在“質上等同”關系中取得重要突破，那么亞里士多德必然揭示出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剝削關系，古典政治經濟學也必然揭示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剝削關系（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馬克思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確立了“價值”概念，揭示出商品的價值不過是被物與物的外殼掩蓋著的人與人的關系的表現，這一發現在政治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是依舊不能消除“勞動的社會性質的物的外觀”。

在奴隸社會里，人的勞動具有直接社會性。家庭內部中的“耕、牧、紡、織”等具體勞動直接就是家庭內部分工的一部分，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是顯而易見的。在封建社會里，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直接表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農奴為封建主進行無償勞動，形成“勞役”，或農奴租種地主的土地，按期繳納“實物貢賦”，其剝削也是顯而易見的。

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商品交換擴大，價值量運動規律的客觀強制力，造成了物的運動支配人的幻覺，貨幣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故而要消除“勞動的社會性質的物的外觀”，就必定要消滅此種表現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亞里士多德與古典政治經濟學未能確立價值概念，破除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質，原因恰恰在于價值概念的綻出不僅使奴隸主與奴隸、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剝削關系顯現出來，更重要的是，也使得奴隸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基遭受動搖。

總而言之，亞里士多德在自覺到商品間“可通約性”關系之后，由于缺乏“價值”概念，就沒有對商品間“共同的質”作進一步分析。隨后，古典政治經濟學也只是在商品間量的分析上徘徊觀望。馬克思超越了亞里士多德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發現了“一般人類勞動”和確立了商品的“價值”概念。

這一“發現”和“確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這不僅使商品間“質上等同”關系得到解決，也使商品交換的量的尺度獲得科學的標準；

第二，破除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質，揭示被物的關系所掩蓋著的人的關系；

第三，為徹底消滅剝削指明方向。

在亞里士多德駐足、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走通的道路上，馬克思博采眾長，通過對“商品、價值、貨幣”的“元”分析，邁向科學勞動價值論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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