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起個了化名，做大將之心昭然若揭，卻主張放棄蘇區(qū)，撤往四川

老覃在昨天發(fā)布了《彭德懷置毛主席的命令不顧，擅殺國軍高級戰(zhàn)俘？彭德懷：情非得已》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1930年的年底，毛主席指揮紅一方面軍在龍岡設伏，一舉殲滅了張輝瓚以下90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戰(zhàn)的空前的勝利。

嫉惡如仇的彭德懷遵從民意，處決了張輝瓚。

蔣介石大為惱怒，下令在全國各大城市對共產黨進行了搜捕和捕殺，同時緊鑼密鼓地組織第二次瘋狂的“圍剿”行動。

老覃在大前天發(fā)布的《關于李韶九捅出的簍子，毛主席后來兩次談到，稱：我那時犯了錯誤》一文中也講到：1931年1月10日，項英受命前來蘇區(qū)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以及共產國際和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中央蘇區(qū)和紅軍領導的指示。

1月15日，蘇區(qū)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小布成立，由周恩來任書記。

但是，周恩來當時還在中央擔任組織部長、軍委書記兼中央特別委員會負責人等諸項要職，一時還不能從上海脫身，暫由項英代理書記。

另外，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由項英任主席。

最要命的是，蘇區(qū)中央局成立后，其所發(fā)布的第一號通告，就是撤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以及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

如此一來，毛主席所擔任的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的職務，以及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也隨之消失了。

毛主席被迫從權力中樞退出。

項英一躍而成為蘇區(qū)最高領導，集黨、軍大權于一身，擁有了最后決策權和話事權。

項英從上海來蘇區(qū)的路上，采用了一個化名，曰：江鈞。

“江鈞”二字，實取自于“將軍”之諧音也。

即項英此番到蘇區(qū)，雄心勃勃，顧盼自豪，要當一名大將軍千軍萬馬馳騁沙場之心昭然若揭。

可惜的是，自古以來，名將都是天生而來，無關讀多少兵書，像毛主席、彭德懷、林彪等等一流的軍事家、戰(zhàn)略家，他們的戰(zhàn)略眼光和排兵布陣的能力，似乎就是與生俱來一樣，怎么打怎么有。

項英，說到底也只是個干練成熟的宣傳家、組織家，無法成為一個高明的軍事家、戰(zhàn)略家。

這不？1931年3月下旬，蔣介石集結了18個師又3個旅，總兵力多達20萬人，在西起贛江、東至福建建寧的800里戰(zhàn)線上，形成一條沒有完全連接的弧形陣線，分作四路，采取“穩(wěn)扎穩(wěn)打，步步為營”的戰(zhàn)術，于4月1日，向中央根據地大舉進攻。

項英一下子沒有主張，以 “我方兵力太少，與之抗衡，無異以卵擊石”為由，提出“撤退轉移是上策。”

就這么輕易放棄根據地，毛主席堅決不能同意。

他說：“要放棄河東根據地，只有36計用完了才可以走。”

因為根據地的縱深足夠，所以，毛主席又強調說：“叫花子打狗要靠墻。紅軍打敵人，要依靠根據地。”

可是，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的中央“四中全會代表團”，亦稱“三人團”，于4月初來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們年少高才，平均年齡為25歲，但都學識淵博，有深厚的理論功底，所欠缺的是革命和以驗和軍事才能。

他們都支持項英的意見。

其中的顧作霖，見過斯大林，用斯大林說過“四川是最好的根據地”的論斷來支持項英，贊成紅軍來個乾坤大挪移，立刻搬遷往四川。

毛主席很快就洞察了“三人團”和項英的軍事短板，知道無法跟他們強辯，便借口蘇區(qū)中央局委員太少，難以形成集體領導和促進領導機關有序運行，建議增選彭德懷、林彪、陳毅等具有將帥之才的人為委員，讓他們參加蘇區(qū)中央局工作，參與決定大政方針。

這樣，隨著彭德懷、林彪、陳毅等主戰(zhàn)派的加入，撤退的聲音被壓下去了。

毛主席又可以運籌帷幄，取得打破國民黨第二次“圍剿”的輝煌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