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推薦梁湘到深圳搞改革開放，梁湘不愿意去，說有四個顧慮

上世紀80年代初的深圳，雖被劃為經濟特區，但前路漫漫，一切都在探索，這片承載著中國改革試驗田使命的土地，全國都在關注著。

就在這時，時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的吳南生，需要調回省委統抓廣東三個特區的建設，深圳這里急需一位掌舵人。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將目光投向了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

然而，任仲夷找他談時，說出省委的打算的時候，梁湘卻陷入了沉思。好一會兒，他向任仲夷表達了還是想留在廣州的愿意。任仲夷了梁湘的風格，沒有顧慮的話，他肯定會爽快地答應的，他干脆讓梁湘敞開胸懷說，一起解決問題。

梁湘沒有掖著藏著，談了自己內心的四個顧慮。其一，他自新中國成立后，便扎根廣州，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了這座城市。這里的干部網絡、工作流程、民生問題等等，他都了然于胸。

可前往一個百業待興、前途未卜的邊陲小鎮，無異于一次前途未卜的“二次創業”。這份對熟悉環境與事業成就感的眷戀，是他難以割舍的第一重顧慮。

其二，他清醒地認識到，建設經濟特區，最關鍵的障礙是思想上的枷鎖。他坦言：“和我一起來的干部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同志，大家都是從計劃經濟時期走過來的。”這些同志經驗豐富，忠誠可靠。

但是，他們長期在指令性經濟的框架下工作，思維模式、工作方法都已固化。要讓他們迅速接受并實踐市場經濟，搞招商引資等，其難度可想而知。他擔心，這支隊伍的“思想轉型”能否跟上特區建設的緊迫步伐，這直接關系到事業的成敗。

其三，他認為，經濟特區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創舉，中央給予了“特區特辦”的尚方寶劍，但具體如何“特辦”，并沒有現成的路線圖。

他的困惑在于“不知道從何做起”，中央和地方的配套政策細則尚未明晰，許多領域都是一片“法律與政策的真空地帶”。招商引資如何操作？土地如何管理？市場經濟活動如何監管？這一切都無先例可循，要在探索中面臨巨大壓力。

其四，當時的深圳，并非一張純凈的白紙。由于毗鄰香港，在改革開放大門初開之際，一些干部沒能經受住考驗，出現了利用職權進行走私販私、投機倒把、貪污受賄等苗頭現象。

無論是省里還是中央，現地都已經關注到了。他深知，一個腐敗橫行、紀律松弛的環境，不僅無法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窗口，反而可能毀掉改革開放的聲譽。如何在一片混亂中樹立新風、嚴明法紀，是他必須解決的燃眉之急。

任仲夷非常理解梁湘顧慮，但他還是勸梁接受這個歷史責任，現在不是顧慮得失的問題，而是黨的事業繼續干下去的問題。

在任仲夷的感召下，梁湘最終毅然放下了個人得失，于1981年2月奔赴深圳，出任市委書記兼市長。這位時年62歲的“老將”，從此化身為特區建設的“闖將”，用行動逐一擊破了他當初的顧慮。

他頂住壓力，率先在基建工程中實行“設計搞評選、施工搞招標”的改革，打破了“大鍋飯”模式，極大地提高了效率，奠定了“深圳速度”的基石。

他主持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大綱》，為特區建設描繪了第一張清晰的藍圖。他力排眾議，推動實行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為新城的建設籌集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桶金”；他大膽引進外資，創建了新中國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等等這些“破冰”之舉，為全國性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尤其是在面對腐敗上，他鐵腕治軍，狠抓黨風黨紀。他明確提出“有所引進、有所抵制”的方針，在敞開大門的同時，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為特區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可以說，梁湘為深圳的建設發展付出了磅礴激情。他喊出了“就算身敗名裂，也要殺出一條血路”的豪言壯語，將全部心血傾注于這片熱土。在他的帶領下，深圳從一個落后的邊陲農業縣，迅速蛻變為高樓林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深圳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