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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的長河中,個人的沉浮終將讓位于國家的抉擇。內塔尼亞胡能否贏得這場賭局,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社會對安全與和平的反思才剛剛開始,它將持續影響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和戰略抉擇。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兆一,文章來源于“瞭望智庫”微信公眾號。
本文大約4800字,讀完約1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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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近日在電視節目中正式宣布將參加2026年大選。這一表態標志著這位中東鐵腕人物還沒有退休的打算:他試圖以“戰時領袖”的形象繼續執政,將個人政治命運與巴以沖突的結局緊密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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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9日,在耶路撒冷拍攝的以色列內閣會議現場。新華社發(以色列政府新聞辦公室供圖)
但是,內塔尼亞胡想讓以色列繼續以他所認為的正確方式運轉下去是一場政治豪賭——加沙的未來走向、他本人的政治生涯,以及以色列與美國關系的未來都糾纏在一起。 這場賭局背后是巨大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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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真的來臨了嗎?
2025年 10 月 10 日凌晨,以色列宣布已批準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簽署的加沙停火第一階段協議。但停火協議簽署后僅數日,雙方就相互指責對方違反停火協議,局部沖突再起。以色列甚至對加沙再次實施空襲,造成數十人傷亡。哈馬斯武裝雖宣稱繼續遵守停火,但其下屬一些武裝單元并未偃旗息鼓,停火協議岌岌可危。
這種反復“打打停停”的局面表明當前的和平極其脆弱,以色列與美國政府高調宣稱“結束了沖突”的說法,不免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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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3日,以方被扣押人員獲釋后,搭載直升機抵達以色列佩塔提克瓦的一所醫院。新華社記者 陳君清 攝
更重要的是,哈馬斯的根基并未被連根拔起,它不可能因軍事打擊就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以色列國防軍前發言人哈加里曾坦言:“要讓哈馬斯消失,只是自欺欺人。哈馬斯是一種意識形態,我們無法消滅一種意識形態”。此番言論遭到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的迅速駁斥。
經過兩年高強度的軍事打擊,哈馬斯依然有殘存的武裝能力和深厚的社會土壤。這意味著軍事行動或許削弱了哈馬斯短期作戰能力,卻無法鏟除其根源,反而可能激化更深的怨恨,為下一輪沖突埋下伏筆。因此,個別支持者鼓吹的“為以色列換來20年和平”的說法過于樂觀,更像是一種政治宣傳。
沖突爆發初期,以色列曾誓言“徹底消滅哈馬斯”并“解救所有人質”,到停火時,哈馬斯的部分指揮架構仍然存在,一些人質遺體仍未交還。內塔尼亞胡難以用一場完勝作為自己的競選資本——他所能宣稱的“功績”充其量只是避免了更壞的結果,而非實現了一個榮耀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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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績”背后的高昂代價
不可否認,在內塔尼亞胡任內,以色列確實取得了一些短期的安全和外交收益。例如,通過強硬的軍事行動,以色列重創了哈馬斯的武裝力量,摧毀了大量地下隧道和武器庫,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哈馬斯近期再發動大規模襲擊的能力。此外,在美國政府斡旋下,以色列還與部分阿拉伯國家實現關系正常化(如阿聯酋、巴林),打破了外交僵局,為以色列帶來了一定的戰略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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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31日,在加沙城,以軍襲擊后升起濃煙。新華社發(里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 攝)
然而,這些所謂“功績”是以高昂代價換來的。兩年的軍事行動造成了慘重的平民傷亡。據加沙衛生部門統計,截至停火時已有超過6.8萬名巴勒斯坦人在戰火中喪生——其中相當大比例是婦女和兒童,城市基礎設施亦滿目瘡痍。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多次就此譴責以色列,多國媒體和民眾對以色列的批評聲浪高漲。以色列在許多國家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嚴重受損,被視為漠視人道、動輒訴諸武力的國家。這對一貫重視國際支持的以色列而言,是戰略上的減分。
在國內,以色列社會的裂痕也因沖突而加深。一方面,極右翼民眾和軍人家屬堅持“絕不妥協”,呼吁政府強硬到底;另一方面,大批民眾走上街頭要求停火、人道救援和優先營救人質。
從2023年末到2025年,特拉維夫市中心的“人質廣場”上,幾乎每周都有集會。大批以色列民眾胸前貼著寫有被綁天數的黃條,聲援被哈馬斯綁架的同胞,敦促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換回人質。10月初,以色列各地數以萬計的民眾上街集會,要求政府兌現承諾帶回剩余被害人質的遺體。這些抗議活動充分反映了長期的戰時狀態令民眾身心俱疲,對政府政策的質疑與不滿日益顯現。
內塔尼亞胡另外一個引發爭議的點是他是否為了私利而故意拖延沖突。一些批評者指責內塔尼亞胡有意拖延沖突以鞏固權力、避免因貪腐案而下臺受審。這種說法并非空穴來風——內塔尼亞胡本身正深陷貪腐指控,自2020年開始的審判因他任內的沖突多次中斷,目前尚未宣判。顯然,只要繼續任職,他就能以總理身份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庇護。
此外,他所領導的執政聯盟嚴重依賴極右翼政黨,這些伙伴公開將“繼續對哈馬斯作戰”作為他們留在政府的條件。今年10月,美國斡旋的停火協議生效后,內塔尼亞胡的極右翼盟友曾激烈抨擊停火協議,要求軍方重新占領整個加沙、將哈馬斯“徹底根除”。他們雖然沒有立即退出聯合政府,但明顯提高了繼續支持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政治要價。
可以說,在這種政治生態下,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決策難免受到政治私利考量的影響。然而,也要看到,以色列的民主政體和強大的官僚體系對總理個人仍有約束,國防軍的行動更受戰略判斷和安全內閣集體決定所驅動。內塔尼亞胡固然無法一人綁架整個國家去滿足私利,但作為最高決策者,他對沖突造成的平民傷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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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護身符”夠用嗎?
在對外關系上,內塔尼亞胡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之間的密切關系一度被視為以色列的重要政治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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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9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左)迎接到訪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新華社記者 胡友松 攝
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采取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親以色列舉措:將美國駐以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促成了“亞伯拉罕協議”下以色列與多個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等。這些舉動在以色列國內為內塔尼亞胡贏得“獲得了空前的盟友支持”形象。
今年10月,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訪問以色列,公開呼吁以色列總統赦免正在受審的內塔尼亞胡(特朗普稱內塔尼亞胡受賄案是一場“雞尾酒和雪茄”小事,并再次暗示指控是針對民選右翼領袖的政治迫害)。特朗普的這一舉動顯示他個人對內塔尼亞胡的力挺,也折射出內塔尼亞胡寄望通過外交撐腰來鞏固國內地位的用心。
然而,特朗普所提供的“護身符”是一把雙刃劍。
隨著巴以沖突的發展,美國民眾對以色列政府的觀感每況愈下。據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0月發布的民調,近六成美國受訪者對以色列政府持負面看法,不滿比例較2024年初上升了8個百分點。認為以色列對加沙行動“過火”的美國人比例也從2023年末的27%攀升至目前的39%。與此同時,全美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游行,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呼吁停火、抗議加沙沖突對平民造成的傷亡。在社交媒體和大學校園,批評以色列政策、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前所未有地高漲。
可見,以色列在美國民眾心中的形象正遭受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損傷。這種民意裂痕意味著,單靠特朗普或某一黨派高層的力挺,不足以挽回以色列的整體聲譽。
對于內塔尼亞胡和以色列政府而言,當務之急是著眼長遠,修復在美國乃至西方社會中的形象。
首先,需要在政策上展現對巴勒斯坦平民福祉的更多關切,例如確保人道主義援助的通暢、避免未來軍事行動中不加區分的打擊。這將有助于降低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道義批評。
其次,應重拾對“兩國方案”等政治解決路徑的探討,哪怕短期內無法達成突破,也要釋放出積極信號以緩解外界對以色列政策強硬僵化的印象。
第三,加強公共外交,通過媒體、僑民社群、文化交流等多種渠道,向美國主流社會講述以色列安全關切的合理性,同時承認巴勒斯坦民眾的苦難和權利訴求。在新媒體時代,政府間關系緊密并不代表民心所向,贏得美國更廣泛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是以色列長期國家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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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棘之路
隨著連任競選的啟動, 內塔尼亞胡面對的是錯綜復雜的國內政治版圖和撲朔迷離的選情。
從有利的方面看,他所在的利庫德集團仍具相當實力。最新民調預估利庫德集團在下屆議會選舉中可獲約31席,雖然比上一輪選舉略有下滑,但仍穩居第一大黨地位。在安全威脅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不少選民對內塔尼亞胡強硬手腕有所依賴,他多年來打造的“安全先生”形象對右傾和中間選民仍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不利因素同樣明顯。首先,此次大選他將迎來更強勁的對手。前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已經高調復出,成立新黨“貝內特2026”,被視為內塔尼亞胡主要競爭對手。然而民調顯示貝內特支持率近期下滑,僅有18席左右的預期,在競選初期便遭遇瓶頸。
中間派領袖拉皮德、前國防部長甘茨等反對派人物也各有擁躉,整個反“內塔尼亞胡陣營”實力不容小覷。當前民調測算,反對派幾個主要政黨合計議席數與內塔尼亞胡陣營不相上下,均難以單獨跨過組閣所需的61席門檻。也就是說,無論內塔尼亞胡的執政聯盟還是反對派,在未來選舉中都很可能無法直接組建多數政府,小黨和少數族裔政黨的態度將最終決定組閣走向。
這種局面意味著選舉后很可能產生如2021年至2023年以色列政壇出現的局面,以組閣為目的的政治談判和交易將異常艱難。
其次,內塔尼亞胡本人的司法困境為其競選蒙上陰影。正如前文所述,他涉及的貪腐案件尚未結案,只因其總理身份而暫時中止。如果失去總理豁免權,他將不得不直接面對法院審判。許多選民對領導人身陷訴訟心存顧慮,反對黨也會不斷強調這一事實以降低他的誠信度。這使得內塔尼亞胡在選戰中背負沉重包袱——連任不僅是政治前途之爭,更關系到個人自由與聲譽的保全。
第三,沖突的“紅利”正逐步被疲勞所取代。兩年的沖突讓以色列社會厭倦動蕩、渴望穩定的情緒上升。民眾既擔心安全威脅死灰復燃,又不愿再次承擔軍事動員和經濟的壓力。許多選民開始反思:強硬如內塔尼亞胡,是否真能帶來長久安全?還是會讓國家陷入新一輪暴力循環?這種心理為反對派提供了空間——他們可以塑造“改變”與“治愈”的競選主題來吸引選民。
綜合來看,內塔尼亞胡有機會憑借經驗和黨派基礎勝出,但道路充滿荊棘。選舉最可能出現的局面是,沒有任何陣營能在大選中拿下絕對多數席位,組閣必須通過跨陣營妥協來完成。
一種可能的結果是,內塔尼亞胡艱難拼湊一個右翼與宗教黨為主的聯合政府;另一種則是反對派聯合部分中小黨派組建新政府,將內塔尼亞胡擠出權力核心。即便內塔尼亞胡僥幸連任,他所領導的也將是一個脆弱的執政聯盟,在議會中步履維艱、稍有不慎即可能垮臺。在這種制約下,他施政的空間將大大縮小,很難像以往那樣集中權力、推行有爭議的重大政策。
縱觀全局,內塔尼亞胡尋求連任的過程,實際上是將其個人政治生命與以色列國家議程捆綁在一起的一場豪賭。他試圖讓選民相信:只有他才能在戰后亂局中駕馭全局,保證國家安全并處理與美國的微妙關系。然而,擺在他面前的是模糊的結局、高昂的代價,以及內外分歧交織的復雜現實。這些都使他的連任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無論大選結果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以色列正站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這場沖突過后,下屆以色列領導人將面對一個更加分裂的國內社會——意識形態對立、族群矛盾和沖突創傷交織;一個更趨復雜的國際環境——美西方民意對以色列的同情削弱,地區格局因沖突而變遷;一個更加凸顯的巴以矛盾——哈馬斯雖受重創但未消亡,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人道與政治問題更加緊迫。內塔尼亞胡時代所遺留的這些挑戰,將深刻考驗以色列的未來走向。
內塔尼亞胡的連任之路,或許正以其獨特的方式折射出以色列的深層困境:在追求絕對安全與實現持久和平之間,以色列該如何抉擇?如果說這場兩年的沖突揭示了武力手段的局限,那未來的政治選擇將決定以色列能否走出“安全困境”的怪圈。
在歷史的長河中,個人的沉浮終將讓位于國家的抉擇。內塔尼亞胡能否贏得這場賭局,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社會對安全與和平的反思才剛剛開始,它將持續影響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和戰略抉擇。■
文章來源于“瞭望智庫”微信公眾號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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