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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已經批評過歷史娛樂化,但限于篇幅,并沒有說透。
相比于“康熙是不是洪承疇的兒子 ” ,21世紀為什么還有人愿意相信 “康熙是洪承疇的兒子”,其實才更值得被追問。
事實上,說康熙帝是洪承疇的兒子,并不是現代人的創造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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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朝,關于康熙和乾隆的身世問題,就已經在民間被編排的不成樣子了。
清朝初期的歷史,本來就亂,孝莊與幾個男人之間的瓜田李下,順治之死,都給小說家提供了非常大的演義空間。
除了康熙雍正乾隆,被民間文人編排比較多的統治者,還得再加上一個慈禧。
這幾個人有個共同點,就是對民間的言論,管的比較嚴,比較寬。
然而,上面越想管住百姓的悠悠之口,下面百姓對上面人的想象空間越大。
清朝前期,對帝王家事的編排,主要來自于反清復明人士。后期則主要來自于同情戊戌變法的文人,以及辛亥志士。
總而言之,當時將帝王家事娛樂化,背后藏著對清朝不滿人士的精心算計。
不過這樣的編排,如果寫出來沒有人愿意看,在百姓中間流傳不開,那也是白搭。
然而這種擔憂,顯然是多慮了。
清朝的百姓,和今天的吃瓜群眾一樣,喜歡聽大人物的丑事,一開始是被動接受,后來就是主要要求。
每隔一段時間,民間就會產生新的小道文化需求,以至于許多不是反清志士的文人,也因為要迎合文化市場需求,加入到了編排帝王秘辛的隊伍當中去。
康雍乾對待編排帝王之事,不可謂不嚴厲,只要查出來源,就有人頭落地。
尤其是雍正帝,對此類事情非常重視,不但經常派人潛伏到民間打聽,而且還根據打聽到的消息,專門寫了一本《大義覺迷錄》,逐條反駁。
不料《大義覺迷錄》發行之后,非但沒有止謠,反而因為其中描述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細節,在民間演義出了更多的野史,起到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效果。
文人編故事,也需要消息來源,除了《大義覺迷錄》這種“不打自招”的作品,還有很多朝廷重臣的手書和日記(如曾國藩,翁同龢等),也都成了民間文人追捧物。
一旦得到,就能夠根據其中細節,演繹出很多故事情節。
綜上,帝王的秘辛,之所以成為歷史娛樂的重災區,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一方面,統治者希望百姓仰望自己,把自己當成天子,從骨子里服從統治。
另一方面,百姓也在表面上像綿羊一樣順從,在權力面前戰戰兢兢。
然而,這都是表象。
統治者的高高在上,注定了他們與百姓離心離德,上下只能在形式上體現“一條心”,卻不可能在頭腦中實現“一條心”。
百姓的內心里,更希望那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
所以,相比于嚴肅的正史,百姓更愿意相信,龍椅上那個人就是野史中所描述的那個樣子,他們的私生活亂的一塌糊涂,連個像樣的孩子都生不出來,以至于連康熙和乾隆都成了炎黃子孫-----這意味著,康雍乾以后的那幾個龍椅上的人,也都是炎黃子孫。
除了那條辮子,他們好像什么都沒有了。
這樣的說法,不但滿足了大家的好奇心,也讓百姓獲得了精神勝利——別看滿人坐在龍椅上,其實早已經被我們偷梁換柱。
在強大的民心面前,康雍乾固然失敗了,但編排清朝帝王的反清人士,其實也并沒有成功。
因為身世不明的康熙,和私下不檢點的克某頓一樣,從另一種離奇的角度,獲得了清朝百姓的諒解:原來他也是這樣的人!
關于康雍乾的野史,當然經不起任何實證,稍有史學常識的人,都能馬上指出其中蹊蹺。然而這卻并不妨礙清朝百姓相信這種野史,不妨礙今人繼續拿康熙娛樂。
今天拿康熙娛樂的人,與信息閉塞的清朝百姓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心里當然不信康熙真是洪承疇的兒子,但嘴上卻不會放過這個拿當權者開玩笑的機會。
從本質上說,今人非要把康熙說成是洪承疇之子,把乾隆說成是陳世倌之子,是對嚴肅的調侃,是對權力的消解,與相信歷史本身,反倒已經沒有任何關系。
對待這樣的現象,認真您就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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