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南 長篇敘事詩《號角》的精神坐標與藝術融合

在中國文化的長河中，號角從來不是簡單的樂器，而是凝聚民族精神的聲覺圖騰。長篇敘事詩《號角》以人民音樂家聶耳的生命歷程為經，以《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為緯，編織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不僅是對一位音樂家的深情追憶，更是對號角在中華民族精神坐標中的深度解讀。

1935年7月，聶耳溺亡于日本鵠沼海濱，噩耗傳來，郭沫若在《悼聶耳》中寫下“聶耳呀，我們的樂手，你永在大眾中高奏，我們在戰取著明天，作為你音樂報酬”，這首悼詞不僅是個人哀思，更是對聶耳及其音樂作為戰爭號角的宣告。在民族存亡之際，聶耳作品的每一個音符都化作射向敵人的子彈，每一個節拍都成為鼓舞士氣的戰鼓，召喚無數熱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聶耳的音樂作品奏響的不僅是集結號，更是喚醒整個民族的戰爭號角，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義無反顧抗日的決心。“那為抗日而歸國的腳步，那關山度若飛的盼望，那直插云天的理想，那高高舉起的刀槍，蘊含多少改天換地的力量？”在《號角》里，連“動人心腸”的《梅娘曲》，也“成為山的脊梁、天的胸膛”，燃燒著“熊熊的火光”。

以聶耳和國歌為主題的文學作品眾多，但《號角》是第一部以長篇敘事詩的藝術形式表現的作品，并在“小引+詩章”的雙層文本中完成史詩性重構。《號角》在藝術上的融合，首先體現在抒情與敘事的有機結合。作品打破了傳統敘事詩重史輕詩的局限，采用“以史為骨，以詩為魂”的創作方法。在描寫聶耳創作《鐵蹄下的歌女》時，作者將寒夜中的琴聲比作“五線譜上跳動的火焰”，使歷史場景升華為詩性意象。這種既忠實于史實又賦予詩意的寫法，為“講好聶耳和國歌故事”開辟了新路徑。

優美與崇高的辯證統一是作品的另一特色。詩中描寫九九音樂社練琴的場景：“聶耳的小提琴聲聲如訴，曼陀鈴的聲音細膩而又婉轉”，其唯美意境與后文“它們用黃鐘大呂的聲音啟迪聶耳——用音樂，將這世界改變”的壯烈意象形成強烈對比，完美再現了聶耳音樂中柔情與剛毅并存的特質。這種藝術處理既展現了聶耳作為藝術家的優美和豐富，又彰顯了其作為革命者的崇高與堅定。

作為一部長篇敘事詩，《號角》還蘊含著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其價值內核與新時代思政教育的要求高度契合。詩歌以“音樂基因”的隱喻闡釋了文化自信的深層內涵。“云南花燈和滇戲具有無邊的張力，讓聶耳早早走出來個人恩怨，讓他的音樂有了廣闊天地”。詩人將聶耳采集的云南民間音調與《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演進，比擬為民族文化基因的現代性轉化，暗示紅色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完成了從鄉土情懷到國家認同的價值升華。

《號角》巧妙地以23章結構對應聶耳23載生命，但它的深層價值，在于當讀者在詩行中同時聽見歷史的回聲與現實的共鳴時，聶耳23歲的生命就在這聲波的共振中獲得了永恒。在這個意義上，《號角》不僅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未來的召喚，正如《號角》的后記“聶耳，不止是雕像”提醒的一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聶耳的音樂精神永遠是我們前行的力量源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漫漫長路上，真正的文明之光不會因地域而隔閡，不會因語言而阻隔，那些最深刻的人類情感，終將在藝術的圣殿中找到永恒的共鳴。

“你是長著‘四只耳朵’的人，你一定能聽到這宇宙之聲！”號角是戰歌，也是凱歌；《號角》是現在的紐帶，也是未來的希望。

（作者為玉溪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玉溪市聶耳和國歌研究會會長）

（《人民周刊》202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