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末代惡匪：殺掉堂叔，霸占堂嬸，1965年動用7000人才將其消滅

湘西那片山溝里曾出現過一個名字，叫覃國卿。

這個名字對很多當地人來說意味著恐懼。

覃國卿從出生起就沒有一條容易的路，家里本來有點勢力，父親覃新齋在鄉里是個能壓人的人。

小的時候，覃國卿在父親的身邊看到了用拳頭、用槍去把事情解決的方式，這些早年的記憶并不是教他做個好人，而是教會了他如何用暴力去得到想要的東西。

1934年冬天一場清算到來，覃新齋被處決，覃國卿的成長環境轟然倒塌，母親改嫁后，他真正成了沒人管的孤兒。

沒有家庭支撐的年輕人容易栽進更壞的路里，覃國卿就是這樣一步步被逼上了不歸路。

覃國卿先是在地方民團里學會了打槍、帶兵的本事。

民團那時候名義上是保安，實際上很多時候成了地頭勢力的武裝工具。

覃國卿打起仗來有兩把刷子，槍法穩、膽子大，解散后他也懶得回社會里去做普通人，帶著幾把槍和幾個跟班回到青安坪，投奔了掌握地方武力的親屬覃學吾。

覃學吾把覃國卿提拔為隊長，本來可以把覃國卿放在觀測的位置讓他學會負責任，但覃國卿沒學會感恩，反而犯下了彌天大錯：先是騷擾堂嬸，遭到拒絕后直接用暴力強占，當家里人打算把覃國卿趕出時，覃國卿選擇了殺人滅口。

那夜，他掏槍把覃學吾和其妻子殺死，把槍和錢財搶走，幾個跟班也被他拉攏，這樣一個小匪隊便成了雛形。

殺過親人的人，很難再回頭，覃國卿從那一刻起走上了徹底的匪路。

覃國卿后來投靠了當地有名的匪首覃天寶，但很快便以自己的方式嶄露頭角。

他帶著人下山劫商隊，搶糧食、搶錢，甚至綁人敲詐。

他既會蠻干，也懂點套路：通過結拜、用血禮換忠誠、對逃走者讓別人頂罪的殘酷規則，來把手下的人牢牢拴住。

幾年之間，覃國卿的隊伍擴到三百余人，火器成百，連馬匹都有三十多匹，山寨漸漸形成像小軍閥似的架構。

覃國卿還會做些表面功夫，假扮成有名有勢的“自衛大隊長”，自制軍章、偽造信件，借此給自己披上一層“合法性”的外衣，以此欺騙或震懾那些本來膽小的村民。

覃國卿的日常不是耕種和納稅，而是搜刮和壓榨。

他劃定勢力范圍，設所謂征收點，對過往商旅、木隊、鹽隊收錢，還抓富戶兒女當人質勒索贖金。

這些錢用來買槍、養兵、修寨子，慢慢把山寨的硬件建設起來。

青磚瓦房、五進深院、前后崗樓，這些并非為了美觀，而是為了守住盤子。

覃國卿還有個做法，讓生活在山里的生活有點“戲劇性”：請戲班來演出，強迫戲子、樂器一起被帶上山，既滿足自己，也用來麻痹或收買那些不太愿意服從的人。

1948年那年發生的一件事，把覃國卿在村里聲名更加傳開。

一次返鄉的送親隊伍被他截停，新娘田玉蓮被帶上山，成了覃國卿的“壓寨夫人”。

起初田玉蓮反抗得很兇，日夜哭鬧，但在暴力和物質供應的交替下，慢慢地她適應了山寨的規則。

覃國卿對田玉蓮并非單純的占有，也會用戲班、衣服和珠寶來“寵愛”，這些做法既是滿足個人欲望，也是一種維護統治、展示能力的手段。

后來田玉蓮甚至在一次交火中開槍打死敵人，證明她在山寨中逐漸從被擄者轉變成參與者。

那時候政府已經開始對山匪展開打擊，尤其是在全國肅貪清剿和地方秩序重建的壓力下，剿匪成為必須做的事。

1950年發生的一次事件把事情推上高潮：為救濟災民而運的糧食在運送路線上被埋伏，護糧人員和民船工人有多人遇難，五船糧食被劫進山寨。

國家不能忍這種明目張膽的搶糧行為，省軍區下達了更加嚴厲的剿匪命令，從此清剿成了持續不斷的工作。

好多年來，解放軍、公安、民兵三方配合，層層圍剿，但是覃國卿熟悉山地，鉆洞隱匿、挪窩換洞、夜里下山偷東西，這些辦法讓他躲過了多次大規模的圍捕。

時間到了1963年，有個供銷社的營業員在柜臺上認了個熟臉，這個線索把覃國卿再一次拉回了官方的追捕目標。

湖南省軍區恢復了湘西剿匪指揮部，永順、大庸、桑植三縣聯動，情報網鋪開。

經過長期的摸排和跟蹤，到了1965年春，剿匪的力量終于積聚到關鍵規模。

有兩個砍柴歸來的民兵發現了洞口附近的異常，隨即觸發了交火。

覃國卿在洞內開槍，民兵被逼退下，三縣剿匪部隊隨即集結，官兵、民兵和公安把整座山頭團團圍住，總兵力超過七千人。

圍困持續的時候，覃國卿試圖帶著田玉蓮從山里突圍，但田玉蓮在途中腹部劇痛，快要生孩子，無法繼續行進。

覃國卿只好回來把她帶回洞里。

圍剿部隊不急于莽撞攻洞，而是采用投擲手榴彈、煙霧壓制與步槍火力結合的辦法。

山洞口巖石多、草叢厚，投彈并不容易命中。

一次投擲中，有人找到合適角度，把一枚手榴彈送進洞里，爆炸把覃國卿的左手炸斷，胸部受重傷。

隨后，官兵趁勢沖鋒，洞內遭到密集射擊，覃國卿最終被多處子彈擊中當場犧牲。

田玉蓮被活捉，帶回審訊，隨后依法接受處理。

官方媒體簡短宣布：湘西最后一股土匪被殲滅，故事在表面上結束了。

但事情并沒有完全結束。

覃國卿這一路的興衰，映射著一個時代的殘酷現實。

山里人長期生活在貧困與壓迫下，地方舊勢力與新秩序的碰撞，常常以暴力的形式爆發。

國家用武力鏟除了像覃國卿這樣的匪首，恢復了對地方的管理，但社會的傷口需要時間來愈合。

那些被搶過的年歲、被抓走的親人、被毀掉的田地，都是難以用一紙通告抹去的事實。

覃國卿的結局對當時的官方來說是一種勝利，對受害的平民來說卻是一段難忘的苦難記憶。

歷史記錄下來的人名和事件，并不是為了簡短的慶功，而是為了讓后來的人明白，一個地區走出暴力，既需要軍事的清剿，也需要社會治理、法律建設與人心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