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敵之人殺瘋了，無親無產無牽掛，刺殺安倍晉三也是他！

當打零工成為一個社會的常態(tài)，社會會變成什么樣子？

日本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甚至不需要回顧幾十年前的日本，現(xiàn)在的日本就可以很好的看出來。

如今的日本因為就業(yè)結構的改變還有社會階層的固化，

由此日本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極端個體，進入到了所謂的“大抑郁時代”。

誰能想到之前的東京被評為最安全的城市，

日本也被認為是全球命案發(fā)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提到日本就能想到日本的治安良好，但是現(xiàn)在日本的治安就要打一個問號了。

但是問題不在如今日本大量涌入的印度人，而是日本存在已久的的“無敵之人”。

日本最近幾年發(fā)生了多起隨機傷人和無差別殺人事件，讓很多人感到不安。

就比如2025年1月的時候，在長野縣某巴士總站外，

一名男子突然拿刀砍向路人，造成了一死兩傷。

同年五月的時候，又出現(xiàn)一起一起隨機傷人事件，

一名43歲的男子也是毫無預兆的就向旁邊拿刀亂砍，造成兩人受傷。

在日本過去十年里，幾乎每一兩年就會發(fā)生一起隨機傷人事件，

但是今年日本已經發(fā)生好幾起了，日本民眾對此也感到非常不安。

有調查顯示76%的受訪者認為日本的治安環(huán)境正在變糟，

而在日本相關報道中，“無敵之人”也被頻繁提起。

這個“無敵之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怕的無畏號之人，

而是那些沒有正常工作、也沒有穩(wěn)定收入，

對生活充滿厭世情緒，甚至帶有自毀傾向的中年男性。

這些人通常早已經和社會斷開了聯(lián)系，同時也覺得自己的未來沒什么希望。

這么一看，那他肯定不想活了呀，再加上沒什么親戚朋友，

更覺得自己了無牽掛，那之后判處死刑或者不是死刑對他來說也沒什么關系。

像這種人，不在乎法律懲罰，更別說什么社會道德了，

什么都不在乎，就更容易出現(xiàn)隨機傷人，有極強的危險性。

但是“無敵之人”剛剛被提出來的時候，并沒有引發(fā)社會的大量討論，

第一次聲勢浩大的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是刺殺安倍晉三的山上徹也。

這個人就跟上述描述的“無敵之人”幾乎一樣，

父親早早就去世了，母親還沉迷宗教花光了所有的錢。

還有一個哥哥，但是患癌癥沒錢治療，直接自殺了。

他本人也是生活在社會底層，沒有穩(wěn)定的工作。

到這時，大家才意識到之前那么多犯罪者竟然有著差不多的現(xiàn)實狀態(tài)。

這些案件不是個案，而是一種值得大家警惕的群體現(xiàn)象。

日本內閣府曾做過統(tǒng)計，以當前的警力和社會資源，

根本無法對所有潛在的無敵之人進行有效監(jiān)控，

因為符合“社會孤立者”標準的人口規(guī)模已經超過一百萬。

隨著模仿者持續(xù)增加，一旦在某個階段集中爆發(fā)，日本絕對會爆發(fā)治安危機

要理解日本為何會出現(xiàn)“無敵之人”扎堆的現(xiàn)象，

就必須回到他們的年齡段和成長軌跡。

統(tǒng)計顯示，在無差別殺人案的施暴者中，

九成以上為男性，平均年齡大約在41歲左右。

這一代人，正好對應日本出生率最高的上世紀70年代，

以及被稱為“失落世代”的那一批青年。

他們的前輩是“團塊世代”，享受的是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長期的紅利，

剛畢業(yè)就被大公司終身雇傭，搭上了經濟起飛的末班車。

而輪到失落世代畢業(yè)時，正好遇上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

日本陷入長達十多年的“就業(yè)冰河期”。

對他們來說，前輩已經擠滿了優(yōu)質崗位，還占據(jù)著企業(yè)與政府機構的管理層。

銀行破產、房價暴跌、企業(yè)裁員，很多年輕人為了糊口只能去做各種零工。

等到就業(yè)形勢稍有回暖時，他們已經三十多歲，

錯過了職業(yè)生涯的黃金十年，企業(yè)主并不熱衷于在這個年齡段投入培養(yǎng)成本。

哪怕經濟數(shù)據(jù)回升，就業(yè)市場對他們也依然關上了門。

結果就是，他們只能繼續(xù)做各種臨時工、派遣工，

有些人干到四十多歲仍拿著極低的時薪。

收入不穩(wěn)定意味著無法組建家庭，更承擔不起買房的壓力，

只能蝸居在狹小的膠囊公寓或廉價出租屋里。

一臺舊電視機，一個電飯煲，加上一點必需品，就是全部家當。

山上徹也曾在大約六個榻榻米大小的廉價公寓里住了整整十年。

但是他并不是個例。數(shù)據(jù)顯示日本大約有六十多萬“蝸居族”，

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中年男性。

他們有著共同特征：年紀不小，卻一事無成，向上通道幾乎被徹底封死。

很多問題，源自經濟泡沫破滅后的一系列制度設計。

為了應對企業(yè)壓力，日本推出了新的雇傭制度，

對老員工的保護遠遠高于對新一代求職者的扶持。

與此同時，90年代恰逢大學擴招，剛好撞上經濟長期低迷，

結果就是學歷嚴重貶值，大量年輕人進入了“有文憑卻無出路”的困境，

造就了結婚率和就業(yè)率雙雙低迷的失落世代。

為了在不大規(guī)模裁減老員工的前提下釋放更多崗位，

日本政府又在1999年起陸續(xù)放寬了勞務派遣制度，

幾乎所有工種都可以招派遣員工。

原本的設想是用零工和派遣制度為大學生就業(yè)緩解壓力，

但口子一開就很難再收回來。

從那以后，日本的大街小巷幾乎到處都是外包和兼職，

連警察隊伍里也充斥著臨時雇員。

平均每兩個畢業(yè)生，就有一人是“非正式工”。

2015年前后，隨著上一代終身雇傭員工陸續(xù)退休，

日本非正式員工的比例直接飆升到40%左右。

這輪改革深刻改變了企業(yè)的用工觀念。

過去的企業(yè)認為，只要員工不犯大錯，就可以一直干到退休，

即便剛進公司時完全不會工作內容，企業(yè)也愿意投入資源培養(yǎng)。

但改革之后，員工福利被視作成本負擔，職業(yè)技能需要個人自己掏錢去學，

只要出現(xiàn)一點差錯，就可能面臨裁員。

在這樣的結構下，大學畢業(yè)生被迫在不同的臨時崗位之間頻繁跳槽，

不是已經失意，就是走在失意的路上。

工資很難明顯上漲，職業(yè)路徑缺乏清晰的階梯。

而此時，團塊世代不僅壟斷了企業(yè)高層，還掌握了輿論話語權。

面對新一代的困境，他們鮮少表達同情，

反而傾向于把責任全部推給年輕人，指責他們貪玩、不夠努力。

失落世代因此背上了“垮掉的一代”的罵名，卻沒有得到制度層面的補償。

當他們逐漸意識到，企業(yè)高層的平均年齡已經高達63歲，

上升空間完全被前輩占據(jù)，即便再努力，

也難以達到畢業(yè)前為自己設想的人生目標時，

很多人干脆不再相信“努力就有回報”。

取而代之的是宅文化的興起，人際關系日益淡薄，社會結構的“原子化”不斷加劇。

而所謂“無敵之人”，正是在這樣的土壤里，

從失落世代一步步演化出來的一個極端分支。

這些人普遍不結婚，沒有子女。

隨著年齡步入中年，父母逐漸離世，他們就成了世上最孤立的一群人。

沒有親人，也幾乎沒有朋友，沒有可以傾訴的人和可以求助的網絡，

一旦遭遇打擊，很容易被極端情緒裹挾。

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成為引爆他們的導火索。

不久之前，町田市就發(fā)生過一件隨機傷害無辜老人的案件。

讓兇手桑野浩泰萌生殺意的直接誘因，

居然是寄給他的郵件沒有送到家門口，而是被扔到了垃圾堆旁。

他覺得自己被徹底輕視，這種日積月累的失落感，最終凝結成極端行為。

仔細回看他的履歷，幾乎就是失落世代的一部“活歷史”，

20多歲大學畢業(yè)后，前前后后換了17份工作，全都是勞務派遣。

一段時間的失業(yè)之后，他只能靠短期零工和低保度日，

住在單身公寓里，一年到頭說不了幾句完整的話，

手機里沒有社交軟件，搜索記錄的最后一條，是“如何快速結束生命”。

類似的故事中，一個清晰的模式不斷重復，

作案者在殺人之后，并不試圖逃走或掩飾，

而是靜靜站在原地等待被捕，仿佛完成了一件早已決定好的“任務”。

被捕時，他們身上往往只有一把菜刀、一張公交卡之類的簡單物品。

審訊時，他們用平靜的語氣解釋動機，活著太累了，誰都可以，殺了就能解脫。

實質上，是自己想死又沒有勇氣自殺，

只能寄希望于通過嚴重犯罪，讓國家替自己執(zhí)行極刑。

在日本，要被判處死刑，需要滿足包括“公共場合無差別殺人”等在內的條件，

殺的人越多，被判死的可能性越大，

這種扭曲的規(guī)則理解，進一步推動了他們的極端選擇。

對這類弱勢群體的漠視，早已滲透進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

從保安、警察到普通民眾，再到弱勢群體本身，普遍都對類似處境保持冷眼旁觀。

很多人的心態(tài)是，想死就自己解決，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不要死在我面前。

這種態(tài)度，與傳統(tǒng)的“合村而居”的農業(yè)社會形成鮮明對比。

過去，人們生活在同一個村落里，抬頭不見低頭見，

農業(yè)生產又需要互相幫忙，頻繁的互動自然會滋生情感紐帶。

如今，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導致高度分工，大多數(shù)人各忙各的，

缺乏交集，很難產生深層的情感聯(lián)系。

節(jié)奏加快，壓力變大，人們自然而然對與收入無關的事情投入更少精力，

人際冷漠成為一種結構性的結果。

偏偏正是這種冷漠，助推了無敵之人的極端行為。

提出“無敵之人”概念的西村博之曾經警告，

如果這個群體持續(xù)遭到排斥，他們可能會不再遵守社會秩序。

畢竟，在他們看來，社會既然不把自己當回事，

他們又有什么理由認真遵守社會規(guī)則？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很多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讀過大學，

學歷并不低，只是長期找不到穩(wěn)定工作，對社會積累了相當程度的怨氣。

如果再掌握一些物理或化學知識，了解危險品制作原理，破壞力就會被進一步放大。

山上徹也在行刺前，曾動念制作炸彈。

他考慮過在現(xiàn)場引爆爆炸裝置，也動手組裝過類似簡易“迫擊炮彈”的裝置。

最后，他出于對無辜民眾的顧慮，壓下了這種想法，改用手槍實施襲擊。

但以他的學識和動手能力，如果他堅持走炸彈這條路，未必做不到。

盲目擴張高等教育規(guī)模，卻無法提供足夠的高質量崗位，

學歷貶值、社會結構緊繃，社會動蕩風險自然水漲船高。

日本尚且如此，鄰近的韓國在某些方面更是“重量級”。

韓國的非正式工人和無業(yè)游民數(shù)量同樣可觀，

無牽無掛的單人戶家庭比日本還要多。

性別對立和階級固化的問題，比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約五千多萬人口中，有一千多萬單人戶，臨時工數(shù)量更是高達八百萬。

日韓兩國的大規(guī)模非正規(guī)就業(yè)浪潮大致有十年的時間差。

隨著這十年間進入派遣、零工崗位的一代人陸續(xù)邁入中年，

可以預見，屆時“無敵之人”的規(guī)模會變得更加驚人。

在韓國的網絡里，“復仇社會”“讓世界陪我一起終結”之類的帖子并不少見。

警方追蹤一些自殺論壇時發(fā)現(xiàn)，許多參與者原本只是想了結自己的生命，

卻在匿名討論的推波助瀾下，轉向“殺人后自殺”的極端路線。

集體性的厭世氛圍，正在侵蝕著日韓社會曾經引以為傲的治安神話。

而如何預防類似事件，幾乎成了全球性的共同難題。

從治理角度看，簡單的粗暴手段很難奏效。

把這些人全部關進監(jiān)獄，既不現(xiàn)實，也會引發(fā)巨大的財政和倫理爭議；

但是徹底將他們排除在社會之外，更可能激化兩方的的矛盾。

也有一些國家嘗試通過發(fā)放福利、提高底層收入等方式來化解矛盾。

例如美國就加大對底層民眾的福利，

甚至950美元以下的零元購都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tài)度。

美國政府希望以這種方式為底層的民眾兜底，但是這個方式只能說治標不治本。

相比之下，中國最近提出的一些發(fā)展規(guī)劃，或許能為預防類似風險提供少量啟示。

規(guī)劃中提出，要提高靈活就業(yè)人員、農民工以及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的參保率。

在中國，大約有2.4億左右的靈活就業(yè)者。

他們支撐了城市運轉的“最后一公里”，

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平臺零工等等。

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靈活就業(yè)”幾乎等同于“無保障”，

沒有五險一金，沒有系統(tǒng)性的員工福利，生病或工傷只能自己扛。

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沒有繳納社保，

這樣一來，就存在很大的社會隱患。

不過新的發(fā)展規(guī)劃強調未來五年要提高靈活就業(yè)者的參保率。

未來有一天如果所有勞動者不論是正式還是非正式，

那樣就會大大減少無敵之人出現(xiàn)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