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遼寧一老人病逝，李敏、李訥姐妹送上花圈，老人是何身份

1981年5月的一天，撫順市殯儀館的告別廳里排著稀稀拉拉的花圈，最顯眼的一對挽聯卻寫著“李敏、李訥敬挽”。辦事的工作人員愣住了：毛主席的女兒，為什么會給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老人送花圈？鄰居們私下嘀咕，“難不成這位老同志真跟毛家有什么淵源？”遺憾的是，當天的主人公已沉睡在安靜的水泥盒里，沒法回答。

答案要從湖南韶山的一個族譜字輩說起。“澤”字輩里，毛澤東排行第三，毛澤青排第十，兩人足足差了二十三歲。在韶山沖，年幼的堂弟曾跟在年長的三哥后面放牛、砍柴，鄉親們都喊他“小十”。9歲那年，小十參加農會站崗放哨，一桿長槍比人還高，舉著卻不吭聲。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同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一樣，背著行李北上延安。

延安的窯洞里第一次見到三哥，他沒有多說客套，直接被分配到中央印刷廠。排字、裝訂、裝箱，天天油墨味。邊區經濟轉緊，1939年中央決定派幾個人到西安、寶雞一帶倒騰布匹和藥材，賺來的錢再運回延安。為了安全，他改名“毛萬才”。這種隱匿身份的做法后來幾乎成了他的“習慣動作”。

生意跑得順風順水，布匹、棉紗、藥材一車車進，軍需物資一批批出。敵占區兵荒馬亂，馬車走夜路容易給土匪盯上。毛萬才就讓學徒躲車底，自己坐車廂外沿，一支德國造駁殼槍插在腰后，當地人背地里叫他“毛老板”，卻沒人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堂弟。

抗戰勝利后，他被調往東北。1951年成了東北軍區第三十陸軍醫院的軍需股長，依舊簽“毛萬才”。部隊里吃糧憑票，一張炸糕票都得登記，他干得極認真。1953年春，他收到一封落款“澤東”的家書，還附300萬舊幣。“哥，別給我添麻煩，要聽組織。”短短一句，像叮嚀，也像命令。他把錢交給后勤科作公賬，上級才知道此人來頭不小。

第二年，組織批準他探親進京。北海公園小船邊，毛主席摸著堂弟孩子的腦袋笑道：“你們以后就叫她們大姐、二姐。”三哥把李敏、李訥拉到跟前合影，一張黑白照片里，大手牽小手，誰也沒想到這張照片會在數十年后成為唯一的家族合影。主席臨別時再三叮嚀：“低調，再低調。”

回到東北，他婉拒了更舒服的安置，自愿到阜新發電廠當設備員。妻子龐淑誼起初有些不解，連夜收拾行李時忍不住問：“換個崗位還這么冷門？”他只說一句：“組織要哪兒，我就去哪兒。”工人宿舍狹窄，北風往窗縫里鉆，他卻樂呵呵地給車間教年輕人修汽輪機。廠里誰也不知道他白天擰螺絲、夜里寫信給中央匯報設備狀況。

1972年，他病痛纏身，提前離休。街道干部給他辦了一張普普通通的老干部證，同樓大爺以為他不過是一名技術科科長。老伴龐淑誼在炕頭上勸他去北京治病，他擺擺手：“國家還有更難的病號，我先排隊。”這種不肯“走后門”的固執伴隨到生命盡頭。

1981年，他在家中撒手人寰。家里沒擺什么遺像，只貼了張工作照，花圈也不多。李敏、李訥趕不回來，托人送到了那對花圈。挽聯寫著“十叔毛澤青千古”。此時街坊四鄰才恍然大悟：原來每天和自己打招呼的矮個老頭竟是毛主席的至親。有人感慨：“難怪他從不提個人功勞，原來根子在這兒。”

有意思的是，1993年12月，毛主席誕辰百年紀念活動期間，李敏、李訥按族規回韶山祭祖，與龐淑誼再度相見。鄉親們勸老人家留在韶山安度晚年，她搖頭：“東北凍得慣了，還是那邊方便。”一席話，聽得李敏眼眶發紅，卻也尊重她的選擇。

2000年冬，《阜新日報》記者在老廠區采訪勞模，順帶拜訪龐淑誼。老人從木箱里翻出那張半個世紀前的合影，照片略微泛黃，但兩排笑臉依舊清晰。記者將原片沖洗加固，放大后送至廠史陳列室，工人們看得嘖嘖稱奇：曾與我們并肩工作的“毛萬才”，居然是毛澤青。

不得不說，低調二字，他做到了極致。革命年代沖鋒陷陣，和平年代埋頭拉閘送電；親情面前守紀律，個人得失放一邊。如今提起他的名字，資料不多、照片不多，連墓碑也簡樸得像普通工人。然而，這正是他一生最真實的注腳：身份可以隱匿，責任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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