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印尼「深層政府」：一條馬路竟有三個軍方哨所，民主為何寸步難行？

“印度尼西亞總統普拉波沃復辟軍方勢力，陸軍藉源自游擊戰略的「領土架構」滲透社會，形成深層政府操縱政治，阻礙國家民主化進程。”

▲ 印度尼西亞陸軍：積極干預政治與社會事務

原文標題：揭印度尼西亞深層政府架構 軍政利益共同體根源

作者：范銘羽

印度尼西亞總統普拉波沃自去年當選后，不但多次公開贊揚其前岳父蘇哈圖，去年更透過國會撤銷了1998年要求調查蘇哈圖貪腐的議會決議，被英媒《衛報》指是要復辟蘇哈圖獨裁時期（1967年至1998年）軍隊在政壇上擔任「雙重職能」（dual function，即軍人同時擔當政治職能）的制度。蘇哈圖長達31年的獨裁統治，高度依賴軍政利益相通的治理架構，形成了即使在民主化27年后的今天也難以根除、且高度活躍的「深層政府」。

在上世紀的90年代，普拉波沃在蘇哈圖的支持下，成為了首名同時統領印度尼西亞陸軍特殊部隊和戰略預備軍的總司令官，被廣泛視為是印度尼西亞陸軍勢力的權力代表。普拉波沃去年上任后急速擴軍，將國防部開支預算從初期分配額增加近50%，至152億美元 （約1078億元人民幣）， 明年將進一步增至220億，被指是向軍方輸送利益。

印度尼西亞陸軍不只是一個軍事集團，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政治集團。在其他國家，軍人的職責一般限于保衛國家或者維護國家安全，但是印度尼西亞陸軍卻積極干預政治與社會事務，甚至在如今的選舉動員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印度尼西亞「陸軍干政」的傳統，濫觴于該國過去特殊的民族獨立運動歷史以及后來的政治發展。

印度尼西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尋求民族獨立時，主要由印度尼西亞首任總統蘇卡諾的文人代表來面對來自荷蘭舊殖民主義者的壓力。而當時由蘇迪曼（Sudirman）為首的武裝力量主張武力斗爭，亦不相信文人政府的能力，加上文人政府也需要武裝力量協助平息各地爆發的分離主義運動，致使印度尼西亞武裝力量的發展相對獨立于文人政府的支配或命令。而印度尼西亞的特殊地理環境，使到軍隊偏向采用游擊戰的戰術及組織模式，導致軍隊形成了更加獨立的勢力。

有關印度尼西亞軍隊的游擊戰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其開國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的《游擊戰的基本原理》，該書被視為與中國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的一般問題》和越南武元甲的《論游擊戰爭》齊名，是世上三大關于游擊戰著作之一。

▲ 納蘇蒂安（左）：開國陸軍參謀長，游擊戰專家；《游擊戰的基本原理》：培養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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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培養民兵勢力

游擊戰理論要處理的核心問題包括軍事斗爭當中軍人與人民的關系。然而，有別于毛澤東在建設紅軍后，主張把游擊隊建設成正規軍并結束了所謂「非正規部隊」的編制，納蘇蒂安主張持續培養各地民眾成為「非正規軍」或者民兵，并讓這些武裝勢力在和平時期繼續存在。納蘇蒂安主張的理念后來發展成印度尼西亞獨特的「全民國防(Sishankamrata)」，簡單來說就是指軍人與普通老百姓都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伙伴。

這個理念在社會組織結構上，落實成為印度尼西亞獨有的「領土架構」（Territorial Structure）。印度尼西亞各地區有相應的地區司令，包括自上而下有省軍區司令、次省軍區司令、縣市軍區司令、鎮軍區司令以及鄉村輔導軍官。在這個組織架構下，各地軍區司令成為政府行政機關外最有權力的機構，而各個軍區也被要求積極參與地方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務等。

鄉村輔導軍官是「領土架構」里最基層的負責人，而即使在大城市里的各個小區、鄰里和街道，都可以看到這些「領土架構」的代理人廣泛存在的身影，甚至在一條馬路都會出現好幾個鄉村輔導軍官哨所，其數量和網絡密集程度已經超過政府行政部門的辦公室或者警察部隊的派出所。

在戰爭時期，密集的基層網絡是贏得游擊戰的關鍵，但是在和平時期，這卻成為了軍人實施社會控制和發揮影響力的重要媒介，成為了「深層政府」影響社會的重要手段。而在蘇哈圖的「雙重職能」的制度設計中，「領土架構」的廣泛滲透強化了陸軍的權力，成為幾乎與文人為主的政府行政部門并駕齊驅的「深層政府」勢力。這個「領土架構」體系在今天印度尼西亞社會也形成了另一種「非正規部隊」地痞流氓網絡的現象，他們占據了地方土地資源，為了生計向任何在他們的土地上活動的人收取「租金」或「保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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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騷亂的幕后黑手

例如，對于今年8、9月印度尼西亞前財長英卓華（Sri Mulyani）及其他4名國會議員的住所在騷亂中被眾多歹徒搶劫一空，前副外長賈拉爾（Dino Patti Djalal）在9月17日表示，歹徒能準確找到其住所，而周邊房子都安然無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背后應該有隱形力量策動」。當時的暴徒是由外地偏遠地區人員所組成，而且他們統一由大卡車運送到目的地，是一場經過精密策劃的行動。賈拉爾同時呼吁印度尼西亞情報部介入調查。

而事實上，這些經常被印度尼西亞媒體形容為「不明人士」、「理平頭」及「體格壯碩」的歹徒，可能是幾乎遍布全印度尼西亞范圍內的各種搶劫、騷亂或暴動的參與者之一。他們往往能在混亂中準確找到特定對象的住所，甚至掌握目標的家庭狀況和身份信息，對其進行恐嚇威脅或暴力迫害。他們也被指在學生示威抗議中扮演「密探」（agent provocateur）的角色，誘使學生發動暴力，為軍警提供清場的借口。在1998年的排華騷亂之中，華人的居住地點被精準定位，這些組織也被指脫離不了關系。

印度尼西亞《時代》雜志前資深記者阿迪瓊德羅（George Junus Aditjondro）于2010年的著作《解剖吉克艾斯網絡》(Membongkar Gurita Cikeas，Cikeas是一個地名，指的是前總統蘇西洛的住宅)揭發，蘇西洛如何利用他在軍中的人脈網絡，包括陸軍基層司令部，來為自己進行競選宣傳活動。

▲ 阿迪瓊德羅：揭發蘇西洛利用軍隊進行競選

這本書后來被印度尼西亞政府列為禁書。該書也揭發陸軍的「領土架構」在民主時代中的角色：在印度尼西亞的選舉期間充當候選人的競選網絡，并成為各個政黨或候選人爭相拉攏的機構，使軍政權力在民主化時代無縫接軌。恰恰是由于這個遍布全國的「領土架構」的存在，使印度尼西亞陸軍在印度尼西亞政治中占有無法撼動的地位，成為難以取代的秩序。印度尼西亞民主改革以及抵御軍人干政的努力停滯不前，原因之一是陸軍仍然是印度尼西亞最具實力的政治集團。

「領土架構」原本是印度尼西亞本土民兵對抗當時荷蘭殖民統治者的一個組織架構，但諷刺的是，這個軍事上為印度尼西亞帶來國家獨立的組織方式，后來卻演變成牽制印度尼西亞政治向前發展以及影響選舉勝敗的重要基層網絡。

本文刊載于亞洲周刊2025年第48期

文章與雜志內容相比有刪節

策劃：邱立本

編輯：李曉彤

審核：宋陽標

出品：香港 亞洲周刊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