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時期任職較高的五位開國上將，后來誰的成就最高？

【1955年9月27日】“這幾個人，當年就領過一個方面軍。”毛主席把帽徽輕輕扣在桌面，聲音不大，卻讓屋里所有人立刻挺直了腰板。

那是授銜前一天的最后一次名單核對。將星璀璨，可并非人人都曾在紅軍時期身居高位。把目光鎖定在蕭克、王震、王宏坤、許世友、陳伯鈞這五位，很快就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他們在二十歲出頭便已扛起軍團或軍的重擔，級別之高，后來不少大將都自嘆不如。

回到1933年，中央蘇區正與湘粵閩贛的圍剿鏖戰。蕭克時年27歲，指揮紅六軍團在湘贛邊打出一條血路。紅二方面軍組建后，他出任副總指揮，肩膀上扛的是整整十萬人的生死。抗戰爆發，他又調至120師擔任副師長，帶兵在晉西北硬撬日軍據點。蕭克的履歷常被軍史專家稱作“模板級別”的完整——野戰軍團、地方游擊、主力師建制，他都做過，而且做成了。

王震留給公眾的印象常與“開荒南泥灣”綁在一起，實際上，他在瑞金就已經是紅六軍團政委，常委會討論軍事決策時，他的發言份量僅次于賀龍。1937年9月，八路軍辦完簡短的誓師茶話會后，王震就改穿一身灰布軍裝，帶著358旅南下，跨過秦嶺、巴山，把根據地一路種到湘鄂邊。那支隊伍中有位年輕排長回憶：“王旅長晚上睡覺都抱著地圖，第二天一睜眼就往前沖。”

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軍軍長——王宏坤，名字聽起來低調，事實上在1932年的立夏節前后，他率部強行渡大別山四道防線，靠的是一手迅捷的夜行軍。解放戰爭末期，他掉轉槍口進入海軍領域，被羅瑞卿評價為“陸海通吃的老紅軍”。建國后，王宏坤坐進海軍副司令的辦公室，第一份文件就是把岸炮與驅逐艦火控數據統一口徑，技術員說“跟看天書一樣”，他卻逐條核過。

紅四方面軍里要講勇猛，許世友絕對是招牌。七次敢死隊經歷，把他的白布綁腿染成了深褐色。1935年長征途中過雪山，他率騎兵師為全軍打前站，搶占牧場，硬是讓后續部隊每人分到一塊牛肉。抗戰以后，許世友指揮新四軍陸續拿下津浦路、淮南路幾十個據點。建國后，他的軍區司令帽一戴就是二十五年。有意思的是，許世友對自己“官”這個字向來淡然，他常說：“我這輩子就想跟兄弟們一起打到最后。”

陳伯鈞屬于另一路子——學院派加實戰派。黃埔四期、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底子，讓他從參謀長干起就像魚得水。紅十五軍、紅六軍團、紅五軍團參謀一職接著一職，調兵遣將的手感越磨越準。到了解放戰爭，他已是野戰軍縱隊司令。建國后，他沒有繼續在野外帶兵，而是被劉伯承挑進軍事學院主持訓練部事務。戰士變教頭，陳伯鈞把自己的課堂開成了一張“活地圖”，學生下了課能直接對著華北沙盤做兵棋推演。

如果單比紅軍時期的“官銜”，蕭克、王震基本處在同一梯隊；王宏坤、許世友、陳伯鈞稍低半級，但放在當時全軍也仍是金字塔尖。可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他們各自的履歷走出了五條分叉線。

蕭克在1958年接管訓練總監部，提出“合成化、正規化、機械化”三化并行理念，比后來的幾次大改編都早了整整一個時代。1980年進入政協副主席序列，他仍關注軍隊院校改革，不時跑到石家莊、南京給年輕參謀上課。

王震轉戰政務系統的跨度最大。鐵道兵司令、農墾部部長一路干到副總理，再到國家副主席，標簽從“硬仗專家”變成“經濟闖將”。新疆石河子墾區能長出大片良田，他冒著風沙視察了二十多次，嘶啞著嗓子訓話：“鐵路修到哪，莊稼就種到哪。”

許世友的成就集中在長期主掌大軍區。他帶兵練鐵拳，也抓后勤。南京軍區那套分區縱深縱橫防御體系，就是他拍板定的。外界更津津樂道的是他進入政治局的時間——1973年，比大多數上將早了數年，行政級別副國級。

王宏坤在“摸著螺旋槳學海軍”的年代挺身而上，提出“陸海空聯勤”設想。新中國第一份依托海空協同的登陸作戰方案，就有他的批注和紅筆符號。雖然官銜止步副司令，卻在海軍技術標準化表冊里署名上千處。

陳伯鈞的舞臺在講臺。他主持編訂的《步兵協同戰術講義》后來成為全軍統編教材，大綱印了三十五版。1984年，他在總后禮堂最后一次授課，手里那支紅藍兩色鉛筆連同補丁斑駁的教案，被軍博館列為一級文物，足見分量。

誰的成就最高？如果把“最高”定義為行政級別和社會影響，王震和許世友顯然領先半個身位；若把“制度貢獻”納入考量，蕭克、王宏坤、陳伯鈞同樣不可小覷。歷史終究不會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五條迥異的道路，但能夠在二十來歲就背負數萬人的生死，又在和平年代繼續把責任扛在肩頭，這一點，五位上將并肩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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