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召開市人大會議，毛主席派陳毅幫人拉票：請大家選他做副市長

1956年12月的一天夜里，北京中南海燈光未熄。陳毅在書房向毛澤東匯報上海工商業改造的最新進展。毛澤東放下茶杯，只說一句：“明年初，去趟上海，把榮毅仁推出來。”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分量。陳毅當場回答：“聽主席吩咐。”簡短的對話，定下了幾周后上海市人大二屆一次會議的一幕。

元旦剛過，陳毅從首都飛抵上海。那時的上海，還殘留著冬雨的濕冷，黃浦江夜色里霧意翻涌。消息在黨內迅速傳開：老市長回來了，卻不是來主持工作，而是來“幫人拉票”。許多干部詫異，更多人好奇——誰能讓毛澤東與陳毅這般重視？

答案是榮毅仁，這位在外界眼中既富且新的“紅色資本家”。在眾多民族資本家里，他顯得格外特殊：既出身巨富，又主動擁抱新政權。要理解陳毅為何為他站臺，得把時鐘撥到更早的年代。

1916年，江蘇無錫。榮家新添一子，取名毅仁。父親榮德生靠棉紗，伯父榮宗敬靠面粉，兩人寫下的盈利數字，在軍閥割據的年代堪稱天文。豪富之家并未讓少爺嬌慣。大學假期，他被丟進廠房跟車間主任一起算賬、撿棉屑。老榮家的規矩簡單：賺錢可以，擺少爺架子不行。

1937年七·七事變，戰爭驟起，榮毅仁剛從圣約翰大學走出不久，對外貿易線路瞬間斷裂。榮家雖然底子厚，廠房仍被炮火、生意仍被關稅折騰得破碎。最驚險的是1946年那次綁架。綁匪十余人闖進上海小公園路宅邸，把榮德生擄走。勒索六十萬銀元，最終談成四十萬。這樁慘案讓整個滬上商界噤若寒蟬，也讓榮毅仁第一次親身體會到舊社會秩序的崩塌。

1949年春，解放軍兵臨上海。榮家親友大多提前把財產轉去香港、東南亞，榮毅仁卻沒有走。一天清晨，他開車經過南京路，看見一隊解放軍戰士席地而睡，槍支碼得整整齊齊，沒有哨兵敲詐路人。他暗嘆：這支隊伍和自己過去見過的任何軍隊都不一樣。留下來，也許并非癡心妄想。

《共同綱領》公開后，民族資產階級四個字讓他吃下定心丸。抗美援朝期間，他主動捐出巨款并走在游行隊伍最前列；紗廠工人鬧薪資，他迅速聯系市總工會與政府調解。行動一次又一次換來信任。1950年，榮毅仁被邀赴中南海參加宴會。第一次面對毛澤東，他略顯局促，毛澤東卻只是微笑：“榮先生來了，好。”周恩來在旁調侃：“他是‘少壯派’大資本家呀。”一句玩笑，氣氛頓時松快。

1956年初，毛澤東應榮毅仁邀請，視察申新九廠。兩人再握手時，毛澤東輕聲說：“我來了。”一句極普通的話，讓旁人難忘——在那年頭，國家領袖應允私人邀請并親臨民營工廠，幾乎是破天荒的事。此行之后，上海工商業公私合營進入加速段。榮毅仁交出全部生產資料，自己則常駐車間與賬房之間。

同年夏天，他在北京人大會議間隙拋出一個問題：“公私合營后，工人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到底屬不屬于對抗性？”很多人背脊發涼，他卻堅持要個說法。問題懸而未決，卻讓毛澤東意識到，需要一個擁有資本家身份又能代表新方向的人站到前臺。于是，有了開頭提到的那句“去趟上海”。

1957年1月15日，上海市人大會議開幕。陳毅一身舊軍裝登臺，剛開口就是帶川腔的普通話：“今天有件特殊事。主席托我來，請各位同志支持榮毅仁同志出任副市長。”會場瞬間安靜，然后窸窣議論聲此起彼伏。陳毅接著補充：“他說話能在國內外資產階級里產生我們說不出的效果。我用老黨員的名義為他擔保。”有人抬手示意發言，無非是擔心“紅色資本家”會不會“見風使舵”。陳毅擺手，講了一個法國客商的故事——那位外國人原本視社會主義如洪水，聽了榮毅仁要每年拿定息籌建新紗廠，態度竟軟下來。這個故事并不長，足夠打動在座代表。

舉手表決結果很快出來：通過。榮毅仁成為上海副市長。現場不少人心里清楚，這不僅是個人職務的轉變，更意味著民族資產階級與新政權的互動開啟了嶄新篇章。同月，榮毅仁收到電報，毛澤東邀請他赴京，再度討論“對抗性”問題。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在中國屬于可以用和平方式解決的內部矛盾。那句久懸的問號，被正式劃上句點。

時間快進到1978年。葉劍英見到榮毅仁，直接點題：“國家要用你。”第二年，鄧小平把他與幾位老工商界人士請去小餐桌，聊投資、聊外匯，更聊“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部長的位子他婉拒，卻遞上一份自己手寫的方案——成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對接外資，搞活金融。鄧小平批示：放手去辦。

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掛牌。辦公樓還沒著落，榮毅仁把自家院子騰出來；啟動資金見底，他先拿出一千萬墊付。那陣子，他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時。多年后公司會計回憶：“榮老板沒領過一分錢工資。”中信先后在香港、美國、澳大利亞落子，采用“海外融資、海外投資、收益回流”的鏈條模式，給當時的中國企業打開一條鮮見的外向通道。1984年，中信實業銀行獲批；1985年7月1日，榮毅仁申請入黨獲批；1993年，他當選國家副主席，離開親手創立的中信。

基辛格曾打趣：“蘇聯人缺的，不僅是資金，更是一個像榮毅仁這樣的企業家。”一句評價，道出了他在國際金融與中國政治之間的獨特位置。榮毅仁的一生，從資本巨子到副市長，再到副主席，角色屢變，底色卻始終清晰——在國家需要的節點，他總能被推到臺前，也總能把屬于自己的那部分價值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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