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下午,功德林禮堂空氣有些悶,人群卻異常安靜。名單逐字宣讀到“鄭庭笈”時,許多人抬頭張望,他自己也愣住,隨后緩緩站起。十一年的戰俘生涯,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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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戰犯要先去西花廳聽取談話。車剛停穩,周恩來總理迎了上來,握住他的手,道了一句:“重獲自由不易,家里安排妥當了嗎?”這句話不長,卻讓鄭庭笈鼻子發酸。他只能低聲回答:“還沒來得及。”周總理拍了拍他的肩,“一定要骨肉團聚。”這句叮囑像釘子一樣釘進他的心里。
短暫的寒暄結束后,往事忽然涌來——十一年前的東北平原、滴水成冰的夜晚、失去指揮權的嘶喊,都像翻舊賬般重現。1948年10月,大虎山口袋戰,他帶著指揮所殘部四處碰壁,天亮時被七縱列兵包圍。繳槍那刻,他以為自己的軍旅與生命一同終結。
收容所在北鎮,墻高卻不陰森。鄧華穿著舊棉衣來做動員,遞給他一件解放軍棉大衣,他拒絕了。軍人好面子,那會兒連死都想過。可幾周后移送哈爾濱,車廂里暖氣不足,風撲面鉆骨,他第一次產生“活下去”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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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軍官訓練團的生活與想象不同。晚飯能吃到高粱米,院子里還能散步,最讓他意外的是——昔日同僚李仙洲、廖耀湘竟在隔壁房。何政委要他寫信勸鄭庭烽、鄭介民,他憋了四天,還是動筆了:“蔣介石業已無路。”這封《敦勸書》后來傳到北平,據傅作義回憶,起了不小的推力。
時間推到1953年冬,管理干部安排一次家屬探視。妻子馮莉娟抱著六歲的小兒子進門,眼角的細紋比記憶多了幾道。飯桌上沒說幾句正經話,三個人卻把米飯吃得干干凈凈。見面之后,他寫下“家國得先顧家”,然而事與愿違,兩年后妻子還是提出離婚。
離婚原因外人很難完全體會。馮莉娟帶著五個孩子,怕“戰犯”二字像影子一樣追著兒女,咬牙割舍。鄭庭笈在看守所的燈下簽名,筆桿抖得厲害,卻沒說一句挽留。后來談到此事,他只解釋一句:“她也是為孩子。”
翻回1959年,特赦第一夜,他拆開功德林圖書室唯一的日歷,把那一頁疊好放進口袋,準備第二天去找前妻。可又遲疑了。身份雖洗去,可感情空檔長達五年,他怕對方已不愿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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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春,黃埔師生聚會,周總理又把他拉到一旁:“復婚弄得怎樣了?”鄭庭笈低聲說還沒動靜。周總理皺眉:“別拖,得照顧她的顧慮。”一句“別拖”,勝過千言萬語。
接下來幾個月,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成了“紅娘”。文件、稿紙、油印件隔三差五被送到馮莉娟的宿舍,而送件人總是鄭庭笈。1961年3月一個陰天,文件送到門口,他終于鼓足勇氣,說:“娟,下月把證領了,可好?”對面沒拒絕,只是默默點頭,場面安靜得能聽到走廊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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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19日,兩人在民政局遞交申請,身后排隊的人不少,沒人知道這對中年夫妻的波折。復婚那晚,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來了,帶了兩壺小酒。席間,鄭庭笈舉杯:“是周總理撮合,我們敬他一杯。”眾人應聲抬盞,酒不烈,卻辣喉。
其后,鄭庭笈被聘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寫稿、校對、查檔,每日忙得腳不沾地。工作之外,他替孩子們安排學業,又趁探親假回海南修繕祖屋。馮莉娟則在幼兒園教書,夜里還接些縫補活計,家中再沒出現過“困難補助申請表”。
1995年,廣西電影制片廠拍《血戰昆侖關》,邀請他赴首映。那年他九十,高血壓嚴重,醫生不準遠行。女兒鄭心梅替父親去了,她回家描述銀幕上的炮火、泥濘與沖鋒,老人靜聽良久,只說了一句:“仗打完了,帳也清了。”第二年6月9日,鄭庭笈在北京醫院離世,身邊是老伴、子女和一箱資料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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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那天的日歷紙依舊夾在他的軍功簿里,字跡褪色卻能辨認。“骨肉團聚”四個字,被他用藍鉛筆圈了三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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