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庭笈被迫離婚，特赦后孤身一人，周恩來關心：你一定要骨肉團聚

1959年12月4日下午，功德林禮堂空氣有些悶，人群卻異常安靜。名單逐字宣讀到“鄭庭笈”時，許多人抬頭張望，他自己也愣住，隨后緩緩站起。十一年的戰俘生涯，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特赦戰犯要先去西花廳聽取談話。車剛停穩，周恩來總理迎了上來，握住他的手，道了一句：“重獲自由不易，家里安排妥當了嗎？”這句話不長，卻讓鄭庭笈鼻子發酸。他只能低聲回答：“還沒來得及。”周總理拍了拍他的肩，“一定要骨肉團聚。”這句叮囑像釘子一樣釘進他的心里。

短暫的寒暄結束后，往事忽然涌來——十一年前的東北平原、滴水成冰的夜晚、失去指揮權的嘶喊，都像翻舊賬般重現。1948年10月，大虎山口袋戰，他帶著指揮所殘部四處碰壁，天亮時被七縱列兵包圍。繳槍那刻，他以為自己的軍旅與生命一同終結。

收容所在北鎮，墻高卻不陰森。鄧華穿著舊棉衣來做動員，遞給他一件解放軍棉大衣，他拒絕了。軍人好面子，那會兒連死都想過。可幾周后移送哈爾濱，車廂里暖氣不足，風撲面鉆骨，他第一次產生“活下去”的念頭。

哈爾濱軍官訓練團的生活與想象不同。晚飯能吃到高粱米，院子里還能散步，最讓他意外的是——昔日同僚李仙洲、廖耀湘竟在隔壁房。何政委要他寫信勸鄭庭烽、鄭介民，他憋了四天，還是動筆了：“蔣介石業已無路。”這封《敦勸書》后來傳到北平，據傅作義回憶，起了不小的推力。

時間推到1953年冬，管理干部安排一次家屬探視。妻子馮莉娟抱著六歲的小兒子進門，眼角的細紋比記憶多了幾道。飯桌上沒說幾句正經話，三個人卻把米飯吃得干干凈凈。見面之后，他寫下“家國得先顧家”，然而事與愿違，兩年后妻子還是提出離婚。

離婚原因外人很難完全體會。馮莉娟帶著五個孩子，怕“戰犯”二字像影子一樣追著兒女，咬牙割舍。鄭庭笈在看守所的燈下簽名，筆桿抖得厲害，卻沒說一句挽留。后來談到此事，他只解釋一句：“她也是為孩子。”

翻回1959年，特赦第一夜，他拆開功德林圖書室唯一的日歷，把那一頁疊好放進口袋，準備第二天去找前妻。可又遲疑了。身份雖洗去，可感情空檔長達五年，他怕對方已不愿回頭。

1960年春，黃埔師生聚會，周總理又把他拉到一旁：“復婚弄得怎樣了？”鄭庭笈低聲說還沒動靜。周總理皺眉：“別拖，得照顧她的顧慮。”一句“別拖”，勝過千言萬語。

接下來幾個月，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成了“紅娘”。文件、稿紙、油印件隔三差五被送到馮莉娟的宿舍，而送件人總是鄭庭笈。1961年3月一個陰天，文件送到門口，他終于鼓足勇氣，說：“娟，下月把證領了，可好？”對面沒拒絕，只是默默點頭，場面安靜得能聽到走廊風聲。

1961年4月19日，兩人在民政局遞交申請，身后排隊的人不少，沒人知道這對中年夫妻的波折。復婚那晚，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來了，帶了兩壺小酒。席間，鄭庭笈舉杯：“是周總理撮合，我們敬他一杯。”眾人應聲抬盞，酒不烈，卻辣喉。

其后，鄭庭笈被聘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寫稿、校對、查檔，每日忙得腳不沾地。工作之外，他替孩子們安排學業，又趁探親假回海南修繕祖屋。馮莉娟則在幼兒園教書，夜里還接些縫補活計，家中再沒出現過“困難補助申請表”。

1995年，廣西電影制片廠拍《血戰昆侖關》，邀請他赴首映。那年他九十，高血壓嚴重，醫生不準遠行。女兒鄭心梅替父親去了，她回家描述銀幕上的炮火、泥濘與沖鋒，老人靜聽良久，只說了一句：“仗打完了，帳也清了。”第二年6月9日，鄭庭笈在北京醫院離世，身邊是老伴、子女和一箱資料稿件。

特赦那天的日歷紙依舊夾在他的軍功簿里，字跡褪色卻能辨認。“骨肉團聚”四個字，被他用藍鉛筆圈了三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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