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長安地區北朝造像的“三朝五期”分期說

面對佛像這類意識形態產物遺存，考古學的方法夠嗎？該怎么運用這些方法呢？

于 春

2024年3月3日于西安錦都

踰古彌新 : 長安地區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學研究

于春 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5. 10

(西北大學考古系列研究)

《踰古彌新 : 長安地區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學研究》是在作者博士論文的基礎之上修改完成的，收集了長安地區出土北朝佛教造像資料，并開展了考古學研究。主要內容分為四個部分：

• 第一部分是對長安地區出土的北魏、西魏、北周三朝的佛教造像形制進行梳理和類型學研究，將其分為圓雕、背屏式、造像碑、造像塔、造像龕、三面造像石、單面造像石七類，探索其發展規律，在各朝分期的基礎上提出了長安地區北朝造像“三朝五期”的分期說。

• 第二部分對造像的樣式進行專題研究，對造像的尊格、姿態、發紋、衣飾、佛座以及龕楣的不同樣式進行類型學研究，分析其變化原因。

• 第三部分對造像材質和鑄造技術進行觀察、分析，北魏時期石質造像以砂巖為主要材質，西魏出現白石造像，北周時期青石造像大流行。金屬佛像失蠟法技術至遲在北魏晚期已經成熟，但傳統范鑄工藝仍為主流技術，并進行了以四足方座為中心的范鑄法復原鑄造實驗。

• 第四部分對造像中的題材、題記進行分析，對比西安周邊地區和全國出土的西魏、北周造像，結合文獻記載，探討佛教造像風格來源、尼僧集團發展、關隴集團中的民族關系等相關內容。

本文分享作者提出的長安地區北朝造像“三朝五期”的分期說內容摘要。

作者通過對長安地區出土的北魏、西魏、北周三朝佛教造像分類、樣式特征、造像技術、題材和題記內容等的分析研究，結合造像的演變規律、相關歷史背景，將三朝的造像進行綜合性分期，在各朝分期的基礎上提出了長安地區北朝造像“三朝五期”的分期說。

表 長安北朝佛教造像形制演變統計表

圖例

長安北朝造像的形制特征

表 長安北周佛教造像形制統計表

表 長安北朝佛教造像樣式演變統計表

圖例

長安北朝造像的樣式演變

表 長安北周佛教造像樣式特征統計表

觀點

長安北朝造像"三朝五期"分期

表 長安北朝造像分期表

• 第一期：北魏太和年間及之前（北魏499 年之前）

• 第二期：北魏景明年間至北魏孝昌元年（北魏500～525 年）

• 第三期：北魏孝昌二年至西魏大統十一年（北魏526～西魏545年）

• 第四期：西魏大統十二年至北周建德三年武帝滅佛（西魏546～北周574年）

• 第五期：北周大象元年佛法重崇之后（北周579 年之后）

在北朝歷史上，長安城經歷了從“邊緣都市”向“中心都城”的轉變，并孕育了大一統的王朝——隋。長安佛教造像的發展與這一歷史背景直接相關。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土地肥沃，地貌平坦，南靠秦嶺，北依黃土高原。西晉譯經大師竺法護“立寺于長安青門外”，東晉道安于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赴長安校訂經典、編撰經錄， 奠定了中國佛教的基礎。后秦姚興迎請龜茲高僧鳩摩羅什至長安譯經，在逍遙園和大寺譯講經典，長安一時高僧云集，成為我國重要的佛教中心地之一。但對于北魏政權而言，長安卻是一個危機重重的邊緣之地：其西側為隴右各軍事集團所脅，其南側為南朝重鎮蜀的轄地。加之關中平原地勢平坦，易攻難守，的確很難成為北魏政權的重點建設都市。太武帝在長安肇始滅佛，除了鎮壓圖謀造反的寺院僧人外，掠奪關中佛教寺院所據有的財富和糧食可能也是目的之一。因此，北魏大部分時期，長安在北魏版圖上可能更多地充當著交通重鎮、糧食重鎮的角色。

自北魏5世紀中葉開始，長安沒有一種自始至終發展演變的佛教造像樣式，而是在不同時間段與涼州、云岡、龍門或其他地區的造像樣式接近，或短暫地出現較為統一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造像樣式，如景明年間、太昌年間等。這與長安城在北魏王朝的邊境地位是密切相關的。但是到了北魏末期，隨著朝內政權斗爭的白熱化，關隴貴族軍事集團以固原至長安之間的廣大地域為基地，逐漸成長起來。北魏太昌年間長安佛教造像樣式的統一和其中可見的洛陽風氣，應該跟北魏末期關隴貴族集團對長安的經營及即將來臨的東西魏分裂密切相關。

西魏時期，長安成為都城，權臣宇文泰家族及關隴集團貴族軍事集團掌握實權，采用“和北攻南”的政策，北方經濟逐漸恢復；在三次戰役中大敗東魏大軍，取得南朝梁的蜀地，又奪得江陵，奠定了北周統一中國北方和隋朝統一中國的基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長安西魏時期的佛教造像在北魏末期造像的基礎上，出現了一個較為統一的新面貌。以長安周邊盛產青石的耀縣、富平等地為中心，石灰巖造像出現了較大的發展，并孕育出新的造像樣式。西魏長安造像出現的新因素中，來自東魏造像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說明雖然東、西魏在大統年間相互攻占不斷，但東、西兩個王朝之間的佛教交流并未被禁止。在這個過程中，洛陽可能成了二者交流的樞紐和通道之一。

長安西魏佛教造像的發展和演變，與宇文泰為首的“關隴集團”為中心的勢力在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統治不無關系。廢帝元年（552），西魏平定蜀地，為北周時期成都南朝造像風格進入長安地區奠定了基礎。《周書》卷二《帝紀第二·文帝下》載：“魏廢帝元年春……三月，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眾伐梁武陵王蕭紀于蜀……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干運以州降，引迥軍向成都……八月，克成都，劍南平。”尉遲迥平定益州后即在成都聽僧法建誦經。后尉遲迥任北周秦州刺史，并在甘肅武山修建了拉稍寺石窟a，其崇佛程度可見一斑。

另有《續高僧傳》卷十六《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載：“逮太祖（宇文泰）平梁荊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疏通。”可見，廢帝元年（552）西魏平蜀之后，從成都送經像到長安的高僧多達五十余人，僧實作為益州大德“送像”至長安，并與北周太祖宇文泰進行深入溝通，使得“南北疏通”。這為北周長安出現大量成都南朝造像風格奠定了基礎。

北周政權成立之后至武帝掌控朝權之前，關隴貴族軍事集團各勢力的爭斗頻繁。武帝發動的歷史上第二次滅佛活動，可能與此歷史背景相關。太武帝滅佛之前，長安北周前期造像形制多樣，有單體圓雕造像、造像碑、背屏式造像等，體現來自南朝、北齊、洛陽等各個方面的造像特征，是大融合時期。武帝英年早逝后，在北周重臣、隋代開國皇帝楊堅的直接干預下，長安造像出現了統一、繁盛的面貌。太武帝滅佛之后的佛法重崇時期，大型青石圓雕造像大流行，應該是吸收了來自成都的南朝圓雕造像的傳統，并結合長安本地的審美意識，創造出成熟的、獨特的北周造像樣式。“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北周后期大量大型圓雕造像的出現，暗示著國家提倡佛教信仰的社會背景，亦為隋代長安造像的繁榮和樣式風格奠定了基礎。

本文摘編自《踰古彌新 : 長安地區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學研究》（于春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5. 10）一書“第四章 長安北朝造像的分期研究”，有刪減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西北大學考古系列研究)

責任編輯：王　蕾

本書適合從事考古學、文物學、博物館學等相關專業的高等院校師生，以及對本書感興趣的讀者參考閱讀。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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