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26日清晨,海南文昌縣東嶺村的屋檐還掛著露水。符致發低聲對父親說了一句:“爸,把槍交了吧。”老人把手里的抹布啪地甩在桌上,只回了三個字:“絕不交。”話音不高,卻像釘子一樣釘在土墻上。誰也沒有料到,一支沉睡在木箱里的五六式沖鋒槍,會牽出一段橫跨二十年的空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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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回到1960年代,南海之上并不平靜。美國飛機和無人偵察機頻頻探頭,從湛江到三亞都成了它們的航線。彼時我軍最常見的殲-6戰機理論升限一萬七千米,而對手的“火蜂”無人機甚至能摸到兩萬米。紙面數據看不到勝算,但部隊必須想辦法硬抗。飛行員們集體琢磨出一套“慣性彈射射擊”動作:先爬升到一萬六千米,平飛加速,隨后猛然拉桿攀到極限,借慣性沖破標準升限,在頂點給敵機來一梭子。這種打法危險得要命,教科書里找不到,卻確實把幾架無人機點成了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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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方面大吃一驚,懷疑中國拿出了新式導彈。1965年9月20日上午,他們干脆派出了有人駕駛的F-104C戰斗機。一小時后,雷達在雷州半島上空捕捉到高速目標。海航四師大隊長高翔和副大隊長黃鳳生分別駕機升空。飛機剛脫副油箱就全力沖刺,高翔的目標只有一個——咬住對方。
F-104C號稱“星式戰機”,最高時速可達兩千四百公里;殲-6再拼命,也只能到一千。可空戰不只拼頂速,還看誰先犯錯。高翔把高度咬到極限,再一次使用那套“笨辦法”。當兩架戰機在空中交叉,高翔硬是在兩百米距離按下炮鈕。機炮火舌一口氣噴了四秒,F-104C當即斷翼起火。敵飛行員菲利普·史密斯彈射跳傘,帶著降落傘飄向海南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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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戲份隨后登場。東嶺村民兵符氣合當時正和伙伴燒石灰,看見白傘飄落,以為天上掉了什么怪東西。他把竹竿別在腰后,悄悄摸了過去。史密斯剛打開隨身電臺求援,一股勁力戳在后背。“站住,別動。”符氣合的普通話帶著海南味。史密斯嚇得舉起雙手,他看不見那只“武器”其實只是一根兩米多的竹竿。幾分鐘后,趕來的民兵和海軍陸戰隊把美國飛行員押走。就這樣,一場從兩萬米高空拉開的對決,以一截竹竿收尾。
9月27日,海軍黨委通令嘉獎:高翔一等功,符氣合二等功。同年10月,高翔、符氣合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周恩來總理接見,又于10日獲毛澤東主席親授勛章。主席批準給符氣合留作紀念的一支五六式沖鋒槍連同五百發子彈,被裝在紫檀木箱里送到東嶺村。對農家出身的符氣合而言,那是至高榮耀,他把槍擦得锃亮,誰敢動就急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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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快進到1970年代。地方上搞民兵整編,收繳槍械,可這支沖鋒槍始終沒被登記。村里干部勸過幾回,符氣合只是笑:“部隊發的無條件上交,這件是主席賞的,性質不一樣。”沒人再吱聲。1981年4月,新的槍支管理辦法出臺,縣公安局發通知,讓民間持槍者限期歸庫。符致發讀完文件,心里犯嘀咕,于是有了文首那場“父子談”。對話不歡而散,老人在炕沿坐了一上午。一個月后他突發中風,被送進縣醫院。臨終前,符氣合用力抓住兒子的手,只說了一句話:“別私藏,也別賣,送進博物館。”
10月16日,符氣合去世,享年六十一歲。翌年春天,符家人攜槍和當年的獎狀、竹竿一并送到北京軍事博物館。接待員翻看資料,確認槍號后鄭重簽收,這才算了卻老人遺愿。那支五六式如今陳列在海軍展廳,介紹牌上只有簡短幾行字,旁邊靜靜擺著一根發黃的竹竿。參觀者大多匆匆而過,卻很少有人知道:在它背后,一架“星式戰機”和一位美國王牌飛行員,就是被這根看似不起眼的竹竿“請”下了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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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多年,菲利普·史密斯與高翔在北京見過面——那已是1989年的事。史密斯穿著西裝,帶著誠懇的微笑,一伸手便說:“很高興終于知道當年是誰擊落了我。”高翔微微一笑,沒有多話,只淡淡回應:“這是我們的職責。”二人同坐半日,沒有記者在場,也沒有媒體記錄。唯一留下的,是曾經的對手互致的敬意,和一段不見硝煙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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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已入館,人已作古,但東嶺村里依舊流傳著那句帶著海風味的普通話:“站住,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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