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紙與石：傳世與出土文獻交織下近東研究的跨學科實踐

2025年11月8日，上海大學埃及學研究中心舉辦了“紙與石：傳世與出土文獻交織下的近東研究的跨學科實踐”學術工作坊。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深圳大學、上海大學等高校、研究機構和出版機構的三十余位專家學者參與本次工作坊。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埃及學研究中心主任郭丹彤教授致開幕辭，對與會專家學者表示熱烈歡迎。她高度肯定了本次工作坊的主題和各個報告題目呈現出的宗教學、藝術史和歷史學等多學科特色，并指出美索不達米亞研究及歷史學研究的各個分支目前都面臨著材料多元、學科交叉的復雜性，因此，打破傳統學科壁壘、實現真正的跨學科合作正是做出突破性研究的必由之路。

本次學術工作坊包含兩場學術研討活動，第一場活動主題為“希伯來經典卷作史：典籍與古代西亞的歷史世界”，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黃薇主持，特邀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一級教授李熾昌作為引言人，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姜振帥、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林艷、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孟振華、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田海華作為主講嘉賓。第二場活動主題為“兩河流域石為聲：碑刻與美索不達米亞思想世界”，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講師張悠然主持，特邀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海峰、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長聘副教授賈妍作為主講嘉賓，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歐陽曉莉、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教授張長虹作為與談嘉賓。

工作坊現場

一、希伯來經典卷作史：典籍與古代西亞的歷史世界

李熾昌老師在引言中首先闡明，在他心中，本次“紙與石”學術工作坊的核心是探究“紙與石”背后的人與群體，關注其信仰與民族經驗。李老師以兩個“E”概括以色列民族的核心經歷：“出埃及”（Exodus）奠定了信仰基石，實現了從奴役到解放；而“被擄”（Exile）則錘煉了信仰，促成了公元前六世紀書寫成果的豐收。他進而用四個“R”闡釋希伯來圣經與古代西亞文化的關系：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古代西亞文化（Received），同時也對一部分內容加以拒斥（Rejected），通過轉化與重新表述（Reformulation），將古代西亞文化重新整合到（Reintegrated）自身信仰體系中。這一“迎拒轉合”的過程是由古代以色列的祭司、先知與圣著（智慧與啟示文學等）三大傳統表現出來的。古代以色列群體的思想脈絡始終圍繞著對于“出埃及”與“被擄巴比倫”這兩個歷史敘事展開反思。最后，李老師強調，先知傳統除了批評社會罪惡，促進社群公義公平外，還有“散居”與“回歸”兩個核心議題。例如，耶利米在給被擄群體的書信里（《耶利米書》29:5-10）倡導人們要在異鄉為當地福祉做出貢獻，因為只有異鄉的城得平安，流放此地的群體才能得平安；同時，“流放”不是終點，“回歸”本地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盼望，也是對應許之地的認可。以上思想觀念共同塑造了“大流散”觀念，對希伯來人的流散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

姜振帥老師的報告題目是“祭司文本的歷史觀的產生與發展”。他首先從多維度剖析了古代以色列歷史的分期方法：內部視角可根據宗教、國家及社會層面劃分；外部視角則依亞述、巴比倫、波斯等周邊強權的興衰來展開。姜老師特別強調，希伯來圣經的歷史書寫更多是投射性的，并非著重對過去的客觀記錄，而是旨在通過重塑歷史來解釋作者所處時代的現實問題。因此，研究中需要區分“文本呈現的世界”與“文本背后的世界”。姜老師指出，希伯來圣經研究學界通常以申命傳統為錨點，認可祭司文本創作于后王政時期。該文本由祭司群體撰寫，其以自身特點重新書寫民族歷史，對世界持和平化理解，并折射出對現實危機的回應。在與申命傳統的對話中，祭司文本展現出獨特的歷史意識——它弱化了律法的核心地位，而更加強調與上帝的無條件且恒定的“約”的概念。姜老師還特別指出，由于祭司文本書寫群體對社會背景的獨特理解，祭司文本對波斯帝國有相對正向化的解釋。最后，姜老師總結道，古代以色列雖書寫群體有限，但與周邊文明對話頻繁，使得文本在長期編修中表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可以以祭司文本為窗口在歷史學意義上對《希伯來圣經》進行理解。

林艷老師以“《創世記》1-3章與古代西亞創世神話比較研究”為題做了報告。林老師首先指出，《創世記》第一章在結構和用詞上明顯受到巴比倫史詩《埃努瑪·以利什》的影響，但希伯來圣經對其進行了“解神話”處理——例如，將巴比倫的“女神”轉化為無神性的“深淵”。同時，它也融合了烏加里特神話中巴力抗爭的主題及迦南獻祭儀式中“第一天”的敘事方式，最終形成了獨特的祭司文學類型。隨后，林老師分析了《創世記》2-3章與美索不達米亞神話的關聯。她指出，“分別善惡樹”所隱含的知識與性的聯系，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亦有體現；而夏娃源自亞當肋骨的情節，則是借鑒了蘇美爾神話中肋骨女神“寧提”名字兼具“生命”與“肋骨”的雙關含義。然而，在希伯來語境中這一深意被遮蔽，導致后世理解困難。最后，林老師總結了兩者在神學觀念上的差異：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中，眾神造人是為讓人承擔勞役，具有隨意性；而《創世記》則強調上帝賦予人使命與祝福，僅在違背命令后才施以終身勞作的懲罰。但同時她也指出，希伯來圣經融合了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中用泥土創造人類的神話素材，并將其記錄、傳承了下來。

孟振華老師的報告題目是“從掃羅形象的傳承變化看波斯時期的希伯來歷史書寫”。他首先指出，在《撒母耳記》中掃羅具有“反派配角”和“悲情英雄”的雙重形象，這說明我們所讀到的作品可能經過多層編撰、融合了不同傳統。孟老師認為這與作品編撰時的歷史背景有緊密的關系。在波斯早期，“親大衛”的猶大社群與“親掃羅”的便雅憫社群之間存在矛盾與權力爭奪，而《撒母耳記》的最終定本融合了兩種不同的傳統，前者在敘事中占據主導，但后者的記憶也未被完全抹除，掃羅形象也因此呈現出內在的沖突。到了波斯中后期，猶大社群更加重視內部的團結與融合，《歷代志》中對掃羅的敘事策略也轉變為調和，將具體的政治斗爭轉寫為抽象的神學權力交替，隱去了很多關于矛盾沖突的描述，在堅持大衛王朝正統性的同時，力圖構建超越歷史恩怨的身份認同。最后，孟老師總結道，掃羅在《希伯來圣經》中形象的變遷反映了波斯時期猶大社群構建自身身份認同時的博弈與智慧。

田海華老師以“古代西亞法典與盟約對希伯來律法的塑造”為題做了報告。她指出古代西亞不僅是西方文明的搖籃，也是西方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希伯來文化深深植根于古代西亞多元的歷史與宗教背景中。田老師首先探討了古代西亞法律與希伯來律法傳統的關聯，以《漢謨拉比法典》為例，指出它在形式與內容上與“十誡”存在顯著的相似和平行。例如，“孝敬父母”“不可殺人”等誡命在法典中均有嚴苛對應條款，反映了共同的社會倫理觀念。隨后，田老師指出希伯來之“約”與古代西亞盟約之間亦有關聯。例如《申命記》的文本結構與新亞述盟約高度相似，將對亞述君王的忠誠轉為對耶和華的忠誠，是對宗主國與附庸國關系中效忠誓言的轉化。田老師最后強調，對希伯來圣經的理解必須回歸其所處的歷史語境中。托拉（Torah）作為希伯來圣經的核心部分，與古代西亞的法典與盟約傳統有直接關聯，只有放在廣袤的古代西亞文明中才能夠對其有更好的了解。

在自由討論環節中，與會師生主要圍繞希伯來圣經書寫的歷史真實性、出埃及事件的歷史真實性、猶太歷史分期，以及圣經翻譯等問題展開討論。黃薇老師對本場活動進行總結，她認為，上述討論引領我們更深層次地理解古人如何通過“紙”的媒介，建構和傳承其獨特的信仰與歷史經驗。

工作坊現場

二、兩河流域石為聲：碑刻與美索不達米亞思想世界

李海峰老師以“古代兩河流域的“界碑”（Kudurru)”為題作報告。他首先厘清了“界碑”的概念，其阿卡德語名“Kudurru”原意為邊界石，因銘文中常用此詞，故早期學者以此命名記載財產授予與買賣的石碑。盡管后世研究認為其政治象征意義大于經濟意義，但其代稱已約定俗成。關于“界碑”的起源問題，李老師認為“界碑”并非加喜特人從外部引入，而是在兩河流域本土石碑文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文獻形式。隨后，他概述了“界碑”的基本特征：現存約160余塊，多為石灰石材質，高度在一米以下?！敖绫便懳膭t具有固定模式：以守護神命名石碑，記述土地信息與授予情景，詳列保護性咒語，最后記載證人與時間。最后，李老師總結道，“界碑”的核心價值在于其體現了兩河流域文明的傳承性，反映了王權治理模式的變遷，肯定了加喜特王朝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作用。

在與談環節中，歐陽曉莉老師首先建議可以將“Kudurru”意譯為“授田碑”，以便外行理解。她贊同李海峰老師關于“界碑”源于兩河流域本土文化的觀點，并提出三點補充：其一，加喜特王朝早中期因王室土地充裕，單次封贈面積較大，后期隨土地資源減少而縮水；其二，此類石碑并非加喜特王朝獨有，阿卡德等王朝也有，只是數量較少；其三，"授田碑"在形制上明顯小于皇家石碑，這種差異可能是有意識拉開差距的結果。

賈妍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拉基什之圍：關于一場戰爭的歷史敘述與圖像敘述”。她首先對比了《希伯來圣經》與亞述文獻，指出二者在核心史實上的一致，證實了《圣經》此段記載的可靠性。隨后，賈老師重點解讀了辛納赫里布西南宮中的浮雕。她總結了其藝術特點：采用自然主義與寫實手法，浮雕細節與考古發現相呼應；在構圖上利用多重地平線區分空間；并運用圖像修辭，營造視覺沖擊。她還提出，浮雕的創作可能具有受眾考量，某些低位放置的殘酷場景可能是為了威懾與教育兒童。最后，賈老師延伸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何西南宮中的浮雕對拉基什之戰描繪精細，而亞述銘文卻對此戰卻幾乎沒有記載？由此產生了圖像敘述與文獻記載的重點區分問題，賈老師期望未來該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在與談環節中，張長虹老師首先指出，在“讀圖時代”下，藝術史研究需警惕“圖像證史”的陷阱，必須依賴深厚的背景知識進行圖像分析。隨后，通過將拉基什之圍浮雕與中國早期青銅器紋飾、漢代畫像石上的戰爭圖像進行比較，張老師指出：亞述藝術呈現出高度的自然主義與寫實性，而中國早期藝術中的戰爭場景則更趨于平面化。最后，張老師認為可以通過觀察細節判斷圖像是現實寫生還是根據文字復原；但即便是寫實圖像也經過藝術處理，與歷史真實仍有距離。

在自由討論環節中，參會師生圍繞著兩河流域的歷史與文化展開討論，交流了歷史敘述的真實性與宣傳性、圖像敘述的特點、亞述撤軍原因等問題。張悠然老師對本場活動進行總結，她指出，“石”是世界諸文明所共享的文化載體，本次工作坊始于兩河，但不止步于兩河，繼續期待不同文明的研究者未來可以加入這場未盡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