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或北上：紅山與凌家灘的“互動”新思

長江下游以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為代表的凌家灘文化，和燕山南北以遼寧朝陽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同在20世紀80年代有過重大發現，同在五千多年前發生了一場以玉器大量使用為特點的巨大變革，而直線相距一千多公里的兩支史前文化，因為玉器形態上表現出不少的相似性，引發了學術界對兩者關系的熱烈討論。

在2008年之前，多數學者都認為由于紅山文化的南下，對凌家灘文化甚至東南地區產生了影響，也有學者認為并無影響或交流。2007年，凌家灘重要墓葬07M23被發現后，因為在墓主人腰腿部隨葬的一組3件簡化玉龜和斜口筒形玉器同出，與紅山文化的斜口筒形器幾乎一樣，部分學者敏銳意識到，這個墓葬的年代或可能早于牛河梁遺址的隨葬玉器墓，并提出凌家灘文化應該對紅山文化也產生了影響。但近期有學者對兩者的關系提出了新的疑問，兩者的關系遠比一般想象得復雜。

兩支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學比較

之所以迄今并無定論，首要原因是作為比較研究基礎的各墓葬詳細年代并未解決，基本上仍處在籠統比較階段。其次是如何有效地辨析特質性文化因素的傳播或接受，也是長久困擾學術界的問題。大范圍的趨同現象，應與人群間的文化交流有關，但交流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遞進式傳播，超長距離的直接交流是否存在，還需更多證據——除非有特殊需求。若要細究兩者是否有關，如何有關，在年代早晚、相似性是否具有傳播或接受的必然性這兩個問題上值得進一步深思。

在宏觀時空層面上，縱觀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北地區各時期史前文化與東南地區的關系，總體上是一個長時段、多層次、多方向的過程，南下影響是主流。特別是在中國玉器的發展史中，因為近年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八九千年前玉玦等玉器的新發現，以及七八千年前興隆洼文化玉玦的較多使用，實證了東北地區是中國目前最早使用玉器的區域。長江下游和錢塘江流域雖然在浙江跨湖橋遺址發現了幾件八千年前后的小玉璜，但該區真正較多出現玉器的時間，卻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晚期，且種類簡單，以玉玦、玉環為主，其制作風格與東北地區相當接近，幾乎確證了玉器自北向南影響的宏觀歷史進程。

但在微觀時空層面上，年代問題極為重要。紅山文化自早期開始便有少量玉器使用，而一般認為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紅山晚期，玉器數量、種類和形態都達到一個新發展階段，并在距今5000年前后形成了大范圍的影響，甚至越過燕山到達西部、南部。如近年宣化鄭家溝積石冢的發現，早年陽原姜家梁墓地出土的玉龍也具有明顯的紅山文化風格，但年代更晚。

凌家灘玉器的出現幾乎與紅山文化晚期相同，看似有一定的爆發性，但其制作工藝、技術與形態，比如多件極具特征的豎向穿孔帶暗槽耦合式璜、穿隧孔半球形飾品等，都深受寧鎮地區早一階段北陰陽營文化的影響。由于凌家灘隨葬玉器的墓葬年代測年數據很少，07M23打破的祭壇測年為距今5400年左右，結合此前可能采自墓地的測年為距今5290年左右，大概率整個墓地年代最晚應不晚于距今5200年。

兩地的玉器發展，顯然各有深厚的淵源。凌家灘與紅山玉器的下葬年代出現了共時性，但凌家灘玉器比紅山晚期偏晚的玉器要早，是否存在影響、如何影響，便顯得撲朔迷離，出現了認識上的“糾纏”，但也為兩者的互動提供了時間基礎，也即部分玉器的相似性表明存在影響的可能性。

凌家灘玉鷹 作者/供圖

文化互動的復雜景象

交流或互動，本是文化發展的常態，相似性是探討的重要手段，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要條件。如果探討相似性與交流或互動相關，首先需要明晰一個邏輯問題：物質相似、制度相似、觀念相似，三者在內涵上是不同的，排他性是核心。物質相似包括仿生器物、特殊器物、符號、技術表征，這四者的內涵呈現為由顯性到隱性的特點。仿生器物因為仿制對象的廣泛存在，最易被不同群體共同認知并模仿，即使沒有任何影響也很容易形成相似。后三者則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一個群體的風格，具備濃厚的文化內涵，相對而言更不易被模仿，如果具有相似性，在不同程度上可能表現了影響的存在。制度、觀念具有隱性特點，相似性雖然也存在偶然共同性的可能，但更能體現一個群體的風格。

凌家灘與紅山玉器的相似性，大多數學者都從玉人、鳥、龜（鱉）、龍等人或動物形器物來探討。其實模仿人或動物而制作的器物，是各地普遍可以獨立出現的現象，如果沒有特殊工藝、形態的相似，很難得出誰影響誰的結論，但如果是雙方各自特有的器物形態或工藝，在另一方中偶然出現，則表明影響便有很大概率了。

在兩者的玉器中，仿生類雖然相似，但除了可直接辨識的鳥體及展翅形態外，其差異性也較為明顯，凌家灘的鷹側首、兩翼有復合動物形態，與紅山的正面鳥首明顯不同。凌家灘的具象玉龜，變異之處較多，寫實性略弱；而紅山的玉龜具有更強的寫實性，甚至背甲的盾片、骨板都很仿真，鱉的四肢也很形象，寫實性遠高于凌家灘玉龜。凌家灘3件玉人的立姿、曲臂都與紅山文化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相似，但前者較扁平，后者呈現圓雕特點。兩者的龍形象具有圓形、首尾相合、耳或角上翹的相同特征，但凌家灘的體扁薄，紅山的體厚且首尾相連處有缺口。這些都表達出了形相似、神有異的內涵。

不過凌家灘與紅山文化仍有較多形態和技術層面的相似性，兩者有很大的互動可能性。玉、石圓雕在東北地區有較久遠的傳統，而凌家灘是以片狀玉雕為特點，少有圓雕傳統，但紅山文化那斯臺遺址完整的圓雕跪姿人像，竟在凌家灘也見到了一例殘件。在片狀器物的外緣加飾齒紋，也較多見于紅山文化，如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的齒紋蚌器，勾云紋器更是以齒紋為特點。這些器形在凌家灘都有個別發現，凌家灘有較多的齒紋璜是其創新性發明，或是受到影響所致。近方形的圓角玉璧形器，也是紅山文化較多，在凌家灘偶見。至于“8”字形的雙（多）連環器，不僅多見于紅山文化之中，更在東北亞地區有發現，當是東北亞的傳統造型風格，此類器物在海岱以及長江下游也偶有所見。因此，圓雕、齒紋、雙（多）連環器可以作為東北紅山文化南下影響的例證。

兩地還有一種較特殊的小器物——亞腰形玉管，其制作迵異于一般玉管的制作，需要將管的中段打磨成內凹，比起直壁的管，不僅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消耗，還有技術上的難度。這種器形在凌家灘少數的墓葬中發現了多件，在紅山文化中也偶有所見，如牛河梁N2Z1M21、N3M7中。對穿隧孔的球形或半球形玉珠在紅山文化的牛河梁、哈民等遺址都有少量發現，但這種技術在長江下游更早的馬家浜文化晚期、北陰陽營文化時期便已出現，并成為一種具有當地特點的技術，凌家灘延續了這一技術并且發揚光大。亞腰形管、穿隧孔珠的獨特工藝和形態，當屬長江下游北向影響的例證。

而最能說明北向影響的事例，則是圓角鉞、尖頂冠狀飾。圓角鉞是一種刃與兩側交界處呈圓角的特殊器形，是長江下游的典型器之一，自距今6000年前后便已出現，在北陰陽營文化中已有較多使用，而在凌家灘更是大量發現。在紅山文化中，則僅有極少量發現，與本地的其他斧、鉞形制完全不同，更找不到演化發展的脈絡，可以作為北向影響的重要證據。2024年，在赤峰市敖漢旗元寶山遺址發現的一件尖頂冠狀飾，中間向上尖凸，兩側呈環形內卷，下方有一橫向長條，此前從未見于紅山文化，其特殊的幾何造型與凌家灘所出極為接近，引起考古學者的關注，但元寶山遺址的測年為距今約5100—5000年，肯定晚于凌家灘墓地，因此，這作為凌家灘或者長江下游向北影響的例證當無問題。

上述內容顯示，在仿生器物的一般相似性之外，兩地還有特殊形態、技術風格上的相似。一般仿生的相似可以是偶然，而深含理念的相似，則更可能是因為有文化交流、互動影響。但特殊造型及技術的相似，則難說是偶然，若涉及特殊的技術層面更難以偶然論之。因此，紅山與凌家灘之間甚至是東北地區與東南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應當是客觀存在的，稱之為“互動”可能更加符合當時的情景，也反映出影響的方向并非單一性，而是在不同時段，有向北或者向南的不同影響，甚至存在多層次、多方向的影響，這樣就構成了“互”動。

但總體而言，兩大區域是各自發展，并無很密切的互動關系，雙方在吸收彼此因素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更多地表現為凌家灘和長江下游接納北方因素相對較多，且融入本文化體系之中，成為自身特征的一部分；而紅山文化吸納凌家灘和長江下游的南方因素較少，有限地吸納并未融入成為自身文化的重要因素。

南下或北上的影響，都體現了文化互動的復雜景象，也是中國東部地區文化交流、互動的常態，其后的背景或原因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一個難解之題。

作者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楊陽

新媒體編輯：宗敏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