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為什么沒及時建立根據地

萬金封侯對決三錢銀子，這大概是崇禎年間最諷刺的畫面了。

很多人看這段歷史，總覺得李自成、張獻忠這幫人是“流寇”，打了十幾年仗連個根據地都沒有，純屬瞎跑。

但要是把鏡頭拉回那個餓殍遍野的年代，你會發現一個特別扎心的真相：不是他們不想有個家，而是大明朝這臺爛得掉渣的戰爭機器，逼著他們只能在“跑路”中求生。

更絕的是，崇禎皇帝為了剿滅他們打出的每一張王牌，最后全變成了替義軍擴充兵源的“募兵令”。

這筆爛賬，得從崇禎二年的那個冬天算起。

那一年，崇禎皇帝為了給國庫省點銀子，大筆一揮，把全國的驛站都給撤了。

這招在當時看來那是相當的高明，畢竟能省下幾十萬兩白銀呢。

可誰能想到，這就跟現在的公司為了省電費把服務器關了一樣，直接導致系統崩潰。

在一個叫銀川驛的破地方，有個叫李自成的公務員——其實就是個馬夫，拿著國家給的“N+0”賠償方案失業了。

那時候陜西正趕上大旱，米價飆升到六錢銀子一斗。

啥概念？

就是老百姓把兒女賣了，換回來的錢都不夠吃頓飽飯。

這時候擺在李自成面前的就兩條路：要么餓死，要么造反。

這哪是什么選擇題，這就是一道這就只能選C的送命題。

但你別以為造反容易。

在起義的前十年，不論是李自成還是張獻忠，真的就被明軍攆得跟兔子一樣滿山亂竄。

為啥？

因為那時候的大明朝雖然病得不輕，但骨架子還沒散。

朝廷派出來的陳奇瑜、洪承疇、盧象升，那都是當時的頂級狠人。

特別是洪承疇，搞了個“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鐵桶戰術，簡直就是降維打擊。

在那種絕對的裝備和兵力優勢面前，義軍要是敢在某個地方死磕建根據地，下場只有一個，就是被包餃子。

所以說，不是李自成不懂戰略，而是那時候的“流動作戰”，是弱者唯一的生存法則。

那時候的流寇不是不想有個家，是他在同一個地方待夠三天，腦袋就得搬家。

最驚險的一幕發生在崇禎十一年。

這絕對是李自成的人生至暗時刻。

他在潼關南原中了洪承疇的埋伏，幾萬大軍被打得灰飛煙滅，最后只帶著十八個騎兵，灰頭土臉地鉆進了商洛山的深山老林。

那時候全世界都以為“闖將”已經死透了，連史書在這一塊兒對他都沒啥記載，估計史官都覺得這人涼了。

按理說，大明朝翻盤的機會來了吧？

只要再補一刀，這事兒就結了。

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崇禎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十分默契地玩了一把騷操作——“剿餉死結”。

為了徹底搞定這幫義軍，崇禎啟用了“救火隊長”楊嗣昌。

楊嗣昌也是個狠人，張口就要幾百萬兩軍費搞增兵計劃。

錢從哪來？

崇禎的辦法簡單粗暴：加稅。

于是，“剿餉”、“練餉”層層加碼，朝廷的手甚至伸到了京城擺地攤的小商販兜里。

這邏輯簡直荒謬到極點：老百姓因為活不下去才造反，朝廷為了鎮壓造反去搜刮老百姓，結果導致更多人活不下去，只能加入造反隊伍。

這哪是剿匪？

朝廷這哪是去剿匪，分明是給李自成搞“天使輪融資”加“連瑣招聘”。

就在李自成躲在山溝溝里種地的那兩年，外面的火力全被張獻忠一個人扛下來了。

這會兒的張獻忠，那是真的秀。

他雖然接受了朝廷招安，但那是“假投降、真休整”，拿著朝廷發的工資在谷城練自己的兵，把明朝官員耍得團團轉。

等到崇禎十二年，張獻忠覺得時機成熟了，再次舉起反旗。

這一次，他帶著幾十萬明軍在四川搞了一場武裝“越野賽”。

他在前面跑，明軍在后面追，這一跑不僅把明軍的后勤拖垮了，更重要的是，把洪承疇、左良玉這些精銳全死死拖在了西邊。

正是因為張獻忠這種近乎瘋狂的牽制，躲在商洛山的李自成才緩過氣來。

趁著中原兵力空虛，猛虎下山。

這一出來，那就擋不住了。

到了崇禎十四年，局勢徹底反轉。

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陽，把三百多斤重的福王朱常旬扔進鍋里，和鹿肉一起煮了，起了個名子叫“福祿宴”。

二月，張獻忠攻克襄陽，把襄王朱翊銘也送去見了閻王。

這兩座重鎮一丟，大明朝的遮羞布算是徹底被扯下來了。

那個發誓“三個月平定流寇”的楊嗣昌，聽到襄陽失守的消息后，又驚又懼，直接把自己嚇得吐血。

而這時候的崇禎皇帝，除了在深宮里對著大臣發脾氣，摔摔杯子，已經拿不出任何有用的招了。

現在回頭看，李自成前期不建根據地，確實是被逼無奈。

但更深層的原因是，那個時代就是在“比爛”。

大明朝廷就像個輸紅了眼的賭徒，每一把加注都在加速自己的滅亡。

當李自成拆毀洛陽城墻，宣布不再據守一城一池的時候，他其實已經看透了這個王朝的死穴：只要大明朝還在不斷地制造饑民，他就永遠不缺兵源，也永遠不需要那個所謂的“根據地”來提供糧草。

當崇禎把全天下逼成了干柴，李自成只要手里哪怕剩一根火柴，這江山也就燒沒了。

1641年三月，楊嗣昌聽完戰敗的消息，把自己活活嚇死了，終年五十四歲。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