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棄 1300 萬領土？中國古代不占西伯利亞，竟是算清了這筆賬

前言

俄羅斯77%的領土是西伯利亞，蘊藏全球1/3森林與豐富礦產。

俄羅斯人始終不解，近在咫尺的中國為何幾千年都無動于衷？

他們自己從東歐小公國一路東擴，像貪吃蛇一樣吞下這片寶地，可中國卻穩守自家地盤，難道真的不想要嗎？

一張被凍住的帝國賬本

俄羅斯人想不通的問題，其實在中國古代皇帝的辦公桌上，答案簡單得不能再簡單。

判斷一塊土地該不該要，標準只有一個，這塊地能不能種莊稼？

能不能養活人？最關鍵的是，治理它的成本會不會把國庫拖垮？

西伯利亞在這張務實到冷酷的資產評估表上，是個徹頭徹尾的負資產。

這片擁有130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地域，看起來是大自然的慷慨饋贈，實則是農耕文明的終極噩夢。

冬季平均氣溫零下二十度起步，極寒地帶能把氣溫拉低到零下七十度，那不是人能待的地方。

在棉花普及前的宋代之前，指望穿著麻布葛布的士兵在那兒長期駐扎，無異于集體自殺。

我們的史料《漢書·食貨志》里留下了觸目驚心的物流成本記錄，在沒有現代鐵路和冷鏈的年代，要把糧食運到遙遠的北境，運輸途中的人吃馬喂，往往會消耗掉物資總量的幾十倍。

有數據顯示，為了把一石糧食送到貝加爾湖附近，路上可能要消耗掉二十石的成本，這筆賬怎么算？

明朝萬歷年間的遼東大員熊廷弼更是說過大實話，那種苦寒之地，就算打下來，每年還得倒貼百萬錢糧去守，這買賣虧到家了。

對中華帝國而言，土地的意義在于“耕織”與“教化”，在于建立起像內地那樣井井有條的郡縣制社會。

而在永久凍土層上，無論你怎么努力，都長不出賦稅和糧食，只能長出無窮無盡的財政赤字。

三條北上路線，更是把這種“不能要”寫進了地理的宿命里，東線要翻越大興安嶺，風雪迷途兩月。

中線是千里松林，冰枝砸人，西路則是戈壁，溫差三十度，簡直是無路可走。

漢武帝開河西走廊，那是為了種地養兵，可北邊這片凍土，連草都長不好，養什么？

清朝康熙皇帝，這位深諳治國之道的君主，面對西伯利亞，眼睜睜看著卻無能為力。

他看到的不是地圖上的空白，而是一張張吞噬國庫的賬單，每一筆都記錄著士兵在極寒中的掙扎。

史書記載，士兵裹著皮袍，在雪深及膝的荒原上跋涉，夜宿時連狼群都成了常客。

更可怕的是，裝備在嚴寒中大量凍裂損毀，一支百人隊伍，沒到地方就損失慘重。

這種“不能要”，不是不想，是真的要不起，是文明基因里對成本效益核算的極致理性。

一群不要命的哥薩克

就在大清的皇帝們對著北方的凍土搖頭嘆息時，一群不要命的家伙從西邊來了。

1580年，一個叫葉爾馬克的哥薩克頭子，帶著區區800人，翻過烏拉爾山，闖進了西伯利亞。

這幫人可不算什么正規軍，他們是流民、強盜、亡命徒的混合體，以打獵、捕魚、劫掠為生。

支撐他們拼命往東跑的動力，是一種被稱為“軟黃金”的東西，那就是黑貂皮。

17世紀的歐洲貴族圈，一張頂級的紫貂皮能換來天價財富，俄國人擴張的模式簡直就是一種暴力生意。

靠火槍征服土著，搶奪毛皮，賣掉毛皮換更多的槍炮，再招募更多的人向東推進。

據說在某些時段，毛皮貿易貢獻的利潤能占到沙皇財政的大頭，其中70%又被拿回去用于軍事擴張。

從1580年到1639年，短短幾十年時間，俄國人就從烏拉爾山一路沖到了太平洋沿岸。

平均下來，他們每天擴張的土地面積高達130平方公里，這速度堪稱閃電戰。

俄國人的運氣不錯，在他們大規模東進時，恰好趕上了熱兵器時代的紅利期。

面對西伯利亞還在使用冷兵器的原始部族，火槍不僅是武器，更是降維打擊的權杖。

西伯利亞汗國那二十萬分散的人口，根本擋不住這幾百個拿著火槍的亡命徒。

這種“外包式擴張”，讓沙皇政府幾乎零成本就拿到了大片土地，他們只要修個帶棱堡的據點，控制住河流和關鍵商路，這塊地就算姓“俄”了。

這種游牧遺風濃厚的征服欲，加上火器的加持，讓他們在那個特殊的歷史窗口期撿了個大漏。

明朝的亦失哈曾率船隊探索北海，設立奴兒干都司，但那只是為了維持存在感，跟俄國這種“以戰養戰”的生意模式完全不同。

一個是為了守，一個是為了搶，邏輯的起點就決定了結局的云泥之別。

說到底，俄國的成功，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疊加的結果：時機、技術、模式，缺一不可。

一個民族百年的陣痛

從《璦琿條約》割走黑龍江以北60萬平方公里，到《中俄北京條約》切掉烏蘇里江以東及出海口，再到1900年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的血色慘案，那片曾經被古人“嫌棄”的土地，成了中華民族心口上一道難以愈合的疤痕。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前面那道“墻”倒了，曾經擋在清朝和西伯利亞之間的蒙古、女真、準噶爾等強權，不再是屏障。

當清朝自己陷入衰敗，當內部的“責任田思維”都難以為繼時，就更談不上成本高到離譜的北疆了。

古代中國的“不能要”，是基于強大國力和清醒核算的理性放棄。

而近代的“被動失”，則是國力衰敗、核算能力喪失后的無奈結果，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這份屈辱，不是文明邏輯的失敗，而是國家實力的悲劇。

康熙皇帝在《尼布楚條約》中的戰略取舍，至今仍被許多人誤解。

他面臨的是兩線作戰的絕境，東北是沙俄，西北是準噶爾，噶爾丹的騎兵距離北京只有800里。

選擇先解決心腹大患，用東西伯利亞的荒原，換沙俄的中立和東北邊疆150年的安寧，這筆賬怎么算？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難處，我們站在后人的角度，看著西伯利亞的石油天然氣，當然會覺得可惜。

可康熙那會兒，誰知道地底下埋著這些寶貝？在他眼里，那就是一片苦寒之地，要來也沒用，甚至會要了帝國的命。

歷史的“不得已”，往往就藏在這些兩難選擇的瞬間，它考驗的不是要不要，而是敢不敢舍。

這份算不清的屈辱賬，讓中國人深刻地明白了一個道理：沒有強大的國力，連“放棄”的資格都沒有。

俄羅斯論壇里有人說，中國人保守，有人說中國戰略眼光深，還有專家說這是謊言，但歷史的邏輯遠比情緒更復雜。

時光流轉，當歷史的硝煙散去，我們才更能看清那條貫穿千年的“成本效益核算”紅線，它從未斷裂，只是在不同的時代，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不派一兵一卒的“新占有”

21世紀的今天，俄羅斯雖然手里攥著這片聚寶盆，卻尷尬地發現自己陷入了當初中國的那個難題，有地，但缺人、缺錢、缺技術。

西伯利亞豐富的油氣資源埋在地下，要是沒有龐大的資金投入和穩定的消費市場，那就真的只是埋在土里的死物。

而南邊那個曾經精打細算的鄰居，如今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有資金，有基建技術，更有著全球最龐大的能源胃口。

那條舉世矚目的“西伯利亞力量”管道，正如大動脈一般，每年將數百億立方米的天然氣輸送到中國，背后是高達4000億美元的長期合同。

在廣袤的阿穆爾州，中國企業憑借現代化的農業技術，租賃耕地長達50年，硬是在凍土邊緣搞出了高產的種植基地。

海參崴2023年也重新向中國開放，成為了中國內貿貨物跨境運輸的中轉口岸，歷史仿佛開了一個玩笑。

僅2022年一年，西伯利亞聯邦區對中國的貿易額就暴漲了36%，達到了700億美元，這片土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與中國經濟深度融合。

中國不需要再派一兵一卒去面對那零下70度的極寒，卻通過資本、技術和市場的力量，實實在在地分享著這片土地的紅利。

比起那個騎著馬去插旗子的野蠻時代，這種基于互利共贏的現代合作，或許才是對西伯利亞最長久、最高明的“占有”。

這種“新占有”，不是征服，而是共贏；不是掠奪，而是共享；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增量創造。

它背后，是中華文明那套務實理性的“成本效益核算”內核，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演化出的最高級形態。

從“不能要”到“智慧要”，一部西伯利亞的千年糾葛，本質上是中華文明務實基因的千年演化史。

結語

一部西伯利亞的千年糾葛，本質上是中華文明成本效益核算方式的演化史，內核不變，形態常新。

未來國與國的競爭，或將不再是地圖疆界的爭奪，而是成本核算模式與產業鏈話語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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