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體溫的思想史，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出版

近日，商務印書館推出了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修訂本》。這套書中，葛兆光以個人的觀察角度與理解視野，對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的歷史進行研究與描述。值此書出版，“從‘一般思想’到文明對話——《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平裝本首發暨學術研討會”舉辦。

《中國思想史·修訂本》

作為本書的作者，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以 “越境之思” 為題發表了主旨演講。

葛兆光首先從歷史維度看思想的跨界流動。他以1905年德國探險隊在新疆吐魯番景教遺址發現的敘利亞文殘片為引子，指出近年已有中國學者考證出這是亞里士多德《范疇篇》的相關內容，這一重要發現表明，早在9-13世紀，希臘哲學思想就已通過景教傳播至當時的高昌（今新疆地區）。他感慨，思想文化的跨界交流其實數量眾多且歷史久遠，遠超我們以往的認知。

“思想傳播與交錯的中心并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發展不斷移動的。”葛兆光舉例說，中古時代的西域曾是東西文明交匯的“地中海”，成為思想交流的核心區域；而15世紀之后，東部亞洲的思想交流中心則轉移到了環東海南海區域。這就要求思想史研究必須突破傳統的王朝與帝國乃至現代國界的框架限制，關注思想史中心的空間移動與變化軌跡。

跨界流動中的思想必然發生變異。葛兆光討論了思想在跨越國界過程中出現的形態改變：佛教傳入中國、朝鮮、日本后，各自發展出了鮮明的本土特色；摩尼教在福建霞浦的道教文書中得以傳承延續；封建制與郡縣制在中日語境中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思想的跨界絕非簡單的復制粘貼，在跨界移動過程中，思想往往會因為傳播者的不同身份，再加上本土文化背景的解讀與重構而發生變異，形成新的思想形態。

葛兆光贊同全球史對“聯系”的強調，但同時也提醒學界必須注意傳統國家對思想的形塑與限制作用。他以包容差異的羅馬帝國與追求統一的秦漢帝國為例，指出東亞尤其是古代中國的思想變異往往深受政治文化的影響，不能因為片面強調“聯系”而忽略了國別的特殊性。

葛兆光

商務印書館編審、原總編輯陳小文指出，葛兆光突破了傳統思想史專注于精英奇思妙想的獵奇模式，轉而將一個時代的“常規之物”——“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作為研究基礎與核心。這一范式轉換，使思想解釋必須基于具體歷史處境，并在整體性的歷史進程中展現社會與民族的共同命運，為思想史研究找到了更為可靠的基石。

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雷啟立談道，《中國思想史·修訂本》打破了傳統思想史以概念、人物為主體的寫作框架，將社會知識、民間信仰，甚至占卜等以往被忽視的材料都納入了研究范疇。“同時，葛兆光先生的寫作文風機智靈動，很多地方既像是師生同儕間的平等對話，又仿佛是作者的自省自語，如切如磋，能夠有效引導讀者共同參與思考。”

在捍衛人文學價值方面，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郁振華指出，在全球唱衰人文學科的背景下，《中國思想史》直面后現代史學挑戰，描繪了中國心靈轉進的畫卷，關注人類基本價值。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評論，該書以“一般常識事件”切入，讓抽象命題下沉到古人日常，使思想史成為“有體溫的平民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