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吸毒合法化”到“拐賣兒童合法化”——新自由主義的顛覆

這幾日網絡反對吸毒的聲音，讓我感覺真是時代在進步。給大家感受一下十年前公知們橫行霸道烏煙瘴氣的時光，別說“封存吸毒記錄”了，他們直接鼓吹“吸毒合法化”！代表人物就是羅永浩羅太君。

就這，羅太君在十年前的妖魔鬼怪中還算個“溫和派”呢，2015年6月，網易平臺發文表示——“只有兒童買賣合法化才能減少兒童盜竊”。大家看看這是人話嗎？

2014年6月27日，網易發表鼓吹吸毒合法化的文章。

2012年12月，網易平臺發表支持“持槍合法化”的文章，認為持槍自由可以“保障婦孺權益”。

眾多公知鼓吹“代孕合法化”。

看了這些逆天言論，你會真覺得羅太君已經算是這群生物里面最“擬人”的一個了，所以羅太君好歹能茍活到今天依然能在網上亂跳。你都想象不到之前的輿論是一種什么狀況。

上述那些逆天的文章都離不開一個新自由主義社團“鉛筆社”。2011年3月，知名新自由主義社團“鉛筆社”發表文章《禁酒與毒品》，公然鼓吹交易毒品合法化，從此拉開了新自由主義在互聯網輿論上的瘋狂。鉛筆社主要由南方系媒體人、網絡公知、大學自由派學者組成，并長期受到西方基金會的資助。

所以繼續上一篇文章的分析，為吸毒分子不斷“日拱一卒”的難道僅僅是幾個法學教授嗎？當然不是，他們僅僅是馬前卒、敲門磚、探路石。他們背后更有一大股力量，是一個利益集團，也是一個意識形態集團，今天就帶大家認識一下這個“集團”。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黃、賭、毒、代孕、器官買賣，背后是肉眼難以想象的高額利潤，于是就有人披著“自由”“效率”“去黑市化”的外衣，把最骯臟的逐利沖動，包裝成理性的經濟學主張。當他們一本正經地鼓吹“兒童買賣市場化能減少拐賣”，當他們振振有詞地提出“持槍自由保障婦孺權益”，當他們拿著幾張數據圖標叫囂“毒品合法化能降低傷害”，其實他們早就不是在討論社會問題，而是在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張目。

這些新自由主義公知們的邏輯從不復雜——凡是能賺錢的，都應被合法化；凡是能產生利潤的，都該交給市場解決；哪怕是人命、孩子、毒品和槍械。他們不在乎社會會變成什么樣子，他們只關心“這件事值多少錢”。他們最熱衷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給黑市合法性”，讓暗處的巨大利益重新洗牌、公開交易。

他們的核心理念就是：一切買賣化，一切市場化，一切私有化，都要賺一下。利益啊，一切歸根結底都是利益。

而本文羅列的眾多擬人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們，不過是資本販子披著學術外衣的邏輯強盜。在他們眼里，地獄不是災難，而是尚未開發的市場，魔鬼是潛在的投資人；人類的苦難，是可以衡量的價值，是可以投資的機會。文明社會幾百年才建立起來的倫理底線，被輕飄飄一句“市場更有效率”掀翻在地。這種思維是社會倫理的掘墓人，是最赤裸的反人類立場。

他們嘴上念叨自由，骨子里全是逐利。兒童買賣、制度販毒、器官交易，這些在人類文明中本應被掃進地獄的罪行，被他們包裝成“市場行為”和“個人選擇自由”。所謂合法化，不過是為權貴資本打開通道，讓人命和苦難也能按克論斤買賣。別再稱他們為“學者”或“專家”，這幫人為利益叫囂、替吸血鬼站臺的走狗，配不上任何尊稱。與其說他們搞經濟學，不如說他們在販賣人性腐爛的氣味。

這種思想流毒甚遠，他們一次又一次借助公共議題試圖“日拱一卒”。比如當年涉毒藝人宋冬野試圖復出，微博CEO來去之間和丁香園前CTO、知名網紅馮大輝（Fenng）都為其搖旗吶喊。

不過這一次，與網易、南方系橫行的時代已經不太一樣了，人民群眾已經展現出了足夠的警惕性，夾總被評論區集中嘲諷，馮大輝也屢屢破防。

我們說這是新自由主義余毒不是瞎扣帽子，無論是羅永浩還是網易支持毒品合法化的文章，都提到了新自由主義祖師爺之一弗里德曼，人家自己認的。我們可以從弗里德曼在中國的“親密戰友”、與鉛筆社交往密切的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觀點，來深入來看這一利益集團的立場。張五常被鉛筆社成員稱之為“祖師爺”，可見其重要地位。

2007年，因為老版《勞動法》已經越來越跟不上經濟發展和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要求，其迭代版本《勞動合同法》頒布。而張五常彼時上躥下跳張牙舞爪地反對新版《勞動合同法》。

張五常的文章中指責：人為干預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合約，勢必極大加重企業用工成本，導致企業倒閉或者裁員，最終損害勞動者的利益，甚至于“這部法律有機會把改革得大有看頭的經濟搞垮了”，是“大災難”“中國偉大經濟改革的致命傷”“要使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化于一旦”。因為張五常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重要身份（尤其是在私有化國企和工人大下崗方面立過大“功勞”），這些文章一時間引發社會劇烈反響。

對此，勞動合同法立法專家組組長常凱針鋒相對地回應說：“張五常是我非常尊敬的一個經濟學家，但很遺憾，他對勞動關系基本上沒研究，而且對于中國的勞動關系基本上不了解。所以那么很任意的說話我確實感到很吃驚。”隨后回應張五常：“你對企業有多少了解？你找過多少工人？你找過多少企業管理者？”

全國總工會干部郭軍也表示：“在《勞動法》實施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強資本的影子，我們看到了黑磚窯。黑磚窯這個血汗工廠我認為已經夠殘酷了……如果我們在整個經濟發展、勞動關系的規范過程當中，只考慮資方利益，而漠視勞方的利益，我們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毀于一旦了。”

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們支持“吸毒封存”“吸毒合法化”，口口聲聲說“保護少數群體利益”。但是他們為什么不保護多數群體的利益呢？一旦涉及到更新《勞動法》、保護絕大多數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大事情，他們怎么就不像支持“吸毒封存”這樣積極了呢？

這足以體現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虛偽與無恥：他們最會玩的一招，就是把雙標當信條。涉及黃賭毒、代孕、持槍，他們立刻揮舞“自由”大旗，義正詞嚴地為一切陰暗角落爭奪合法性，仿佛自己肩負人類良心發揚光大使命。可一旦輪到《勞動法》、最低工資、社保權益，他們又立刻換上苦瓜臉，煽情地哭訴“企業不堪重負”，逼真得像是資本親生兒子。嘴上鼓吹“人人平等”，心里只關心資本利潤。所謂的自由？只是他們替權貴開路的一張假皮。

更惡心的是那股高高在上的道德腔。他們可以為吸毒者哭天搶地，說這是被誤解的少數群體；但面對工人被拖欠工資、因工傷殘、連訴訟成本都承擔不起時，他們只會冷冷一句：市場會自己調節。一個愿為極少數買毒買槍的人流干眼淚，卻對占社會主體的勞動者冷酷到骨子里，這種虛偽已經不能用“兩面人”概括。為了資本利益，他們能把黑說成白，把地獄粉飾成自由天堂。真正的“少數者”，在他們眼里永遠只有一個：資本。而絕大多數活生生的勞動者，只是背景噪音。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在“吸毒合法化”“封存吸毒記錄”“維護少數群體”上出手格外積極，看上去仿佛忽然長出了一顆柔軟的人道主義之心。其實，這類議題有一個共同點——可以包裝成“寬容、開放、去污名”，足以讓他們在輿論場上占據道德高地。而這背后，毒品、性產業、代孕，這些領域一旦松綁，就意味著新的利潤空間、新的金融和服務業賽道；而加班費、工傷保險、長期合同，則會真實地壓縮利潤率、提高企業責任。于是，“少數群體權利”被當作光鮮的招牌掛在門口，“多數勞動者的基本權益”被扔進后巷當垃圾掩埋。

這些人在表面上是雙標與無恥，深層邏輯卻十分統一：凡是有利于資本進入的新領域，就高舉自由的旗幟；凡是試圖限制資本對人的支配，就揮舞“經濟崩盤”的恐嚇。所謂虛偽，其實是結構性的，他們從來沒有站在“人”的立場上，只是選擇性地借用“權利”“少數者”這些好聽的詞，為資本繼續在社會肌理中打洞擴張。

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丁香園前CTO馮大輝，他的表現與張五常高度相似，一方面為涉毒藝人宋冬野的復出搖旗吶喊，另一方面發文力挺996，認為勞動者加班是因為工作期間“工作時間不飽和、摸魚”，996、下班開會、周末團建不過是一種對沖：

馮大輝上一次在網上被群嘲，還是因為公積金事件，因為他的創業企業沒交全五險一金，員工質疑后就拋出那句入典的名言：“你又買不起房，要公積金有什么用”。

看見了吧，這又是一個為毒蟲說話而不為勞動人民說話的典型。所以我總結的這個定律百發百中、經得起歷史檢驗：別信那群人說什么“為少數群體發聲”，一旦涉及到最大多數、最廣大勞動者們利益的事情，這些小黑子們一定會露出雞腳來。

所以我上一篇文章是批判那些支持“吸毒封存”專家學者們的邏輯錯誤，也就是事實性錯誤，從三個方面闡述的；而本文則是批判他們的立場錯誤——為人民說話，還是為既得利益集團說話。這兩種錯誤缺一不可。

多一句嘴，網上很多套路都沒有邏輯，分不清什么是事實錯誤，什么是立場錯誤，所以經常雞同鴨講蟬鳴聒噪。不過很巧的是，這些專家學者們在“吸毒封存”的問題上，同時犯了事實和立場兩種錯誤，所以在這件事情上網絡輿論達成了高度的一致。那些專家們也得反思一下自己：為啥你們總能精準地站到對立面？

不過本文還不夠完整，反駁立場錯誤，也必須要以事實為依據。我們來看一看給我們打過樣的國家——東歐諸國，他們是真真正正曾經被忽悠瘸過，全面推行過新自由主義政策。最終帶來的就是：國有資產被賤賣、經濟衰退、民生凋零、黃賭毒泛濫、犯罪率飆升、貧富差距屢創新高……

最有代表性的國家就是捷克。看過《絕命毒師》的朋友都知道，捷克是一個吸毒率高達5%的國家，老白最大一桶金就是把病毒走私到捷克賺到的，在捷克販毒三個月，比在美利堅販毒三年都要快活。而在色情片領域，捷克演員也是獨樹一幟，無論從數量和質量吊打小日子。但在這背后，是無數個破碎的家庭，無數個痛苦的靈魂。那么是誰把捷克婦女逼上了色情行業這條路呢？捷克是怎么變成這個樣子的呢？

1990年，東歐劇變剛剛結束，捷克的失業率還不到 1%，很快就被“休克療法+私有化”推到4% 左右，1998 年危機時沖到 8.5%。大規模價格自由化和補貼削減后，1990–1992 年 GDP 急劇下滑，工業產值跌得更狠，其中大約三分之二是國內政策自己造成的。

最痛心的事，捷克1990 年還是幾乎百分之百國有經濟，到了 1995 年大約 80% 的資產完成私有化，結果不是“市場自發優化”，而是企業公司治理混亂、銀行壞賬堆積，最后政府不得不動用相當于 10–20% GDP 的規模去救銀行體系。這套被鼓吹為“最市場化”的路線，換來的是1997–1998 年在二次衰退里翻車，硬生生把所謂的“捷克奇跡”做成了“警示案例”。現在更尷尬：高度依賴德國汽車產業做低附加值代工，德國一衰退，捷克 2023 年經濟負增長、2024 年也只勉強 1% 左右，實際工資仍低于 2020 年前水平，所謂“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在現實中變成對外需和廉價勞動力模式的鎖死。

經濟數字還只是第一層，社會后果更糟糕。轉軌后犯罪率直接炸裂：研究顯示，體制轉型后捷克的殺人率從每十萬人約 1 起漲到接近 3 起，搶劫案件翻了四倍，盜竊和入室率一度漲到原來的十倍以上。與此同時，1990 年后賣淫從“禁止”變成“法律灰區”，迅速在首都和德奧邊境公路沿線形成完整性旅游產業鏈：2002 年官方估算性產業年產值約 60 億克朗，NGO 估計全國性工作者約 1.3 萬人，布拉格和西部邊境地區酒吧、夜總會、路邊妓院成片分布，連線上直播妓院這種新業態都率先出現。人口販運報告則反復把捷克列為“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地國”，捷克及周邊國家的婦女被用于強迫賣淫和強迫勞動，本國羅姆人群體尤為脆弱。

在全球有組織犯罪指數上，捷克的“人口販運、性剝削市場”都是重要條目。這一切都發生在他們炫耀“私有化成功”“監管最少”的年代。于是畫面就非常魔幻：專家口頭上贊美法治和市場，現實里金融欺詐、黑幫、色情和人口買賣在同一塊土地上狂歡。所謂“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成功經驗”，就是在工業基礎被切空一塊、勞動者保障被壓縮的時候，黃賭毒和人口買賣反而最先完成了“國際接軌”。講到這里，再聽那些人一本正經勸中國繼續加速私有化、放松管制，就挺難不產生一點生理性厭惡。

總之，這一套新自由主義的鬼話，說穿了，就是為既得利益者開路、替罪惡張目，是境內外既得利益集團向人民進攻的輿論總司令部。他們一手端著“自由”的金飯碗，一手揮舞“效率”的大旗，把工人階級的流血失業說成“改革代價”，把黃賭毒和人口買賣吹成“市場選擇”，企圖用一紙紙“理論”把整個人類拖下水。

歷史已經證明，放縱這條路線，就是讓社會的靈魂被出賣，讓國家的財富被抽空，讓勞動人民再次被踩在腳下。我們不能迷信“權威”，更不能崇拜“洋經”，必須堅持以億萬勞動者的根本利益為尺度，把一切鼓吹奴役、粉飾剝削的黑話揭穿，把一切專家、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關進人民監督和制度的籠子里，使經濟發展回到服務多數、遵循德性的道路上來，讓正義、尊嚴、社會責任重新成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