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悼明”之作？曹學會：把曹雪芹看低了

最近，“《紅樓夢》是悼明之作”的說法再次流傳開來，有人從字里行間尋找影射，以曹家家世為據，將《紅樓夢》解讀為一部隱晦的“反清懷明”的政治寓言。

事實上，每隔一段時間，關于《紅樓夢》的某種“驚世解讀”便會涌現，在算法推薦、情感動員、圈層傳播的新媒體生態中，那些簡單明了、情緒強烈的觀點更容易獲得傳播。碎片化的信息傳播往往放大極端觀點，簡化復雜問題，將學術討論轉變為立場站隊。

圍繞著近來的這些爭議，澎湃新聞專訪了北京曹雪芹學會執行副會長位靈芝。

位靈芝談道，將《紅樓夢》認定為“悼明之作”不新鮮。早在一個世紀前，蔡元培便在《石頭記索隱》中提出類似看法，將金陵十二釵與明末清初的歷史人物一一對應，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悼明”話語體系。這種解讀在近一百年后卷土重來，并借助著新的媒介形式大肆傳播，我們需要思考的除了觀點的正誤，也需要思考為什么它會出現以及這個時代理解經典的方式本身。

曹雪芹的思想境界：超越“一家一姓之興亡”

位靈芝表示：“將《紅樓夢》簡單歸結為‘悼明’，實際上是把曹雪芹看低了。”

要真正理解《紅樓夢》，要先理解曹雪芹獨特的思想高度。這位生活在乾隆盛世的文學巨匠，經歷了家族由“鮮花著錦”到“茅椽蓬牖”的劇烈轉折，寫作《紅樓夢》時，未將筆墨僅局限于個人際遇的悲嘆，“他的視野，已超脫于王朝的更迭輪回，抵達人類存在的本質困境與永恒命題。”位靈芝談到。

位靈芝分析：“曹雪芹的思想底色以禪宗為武器，具有直面本質的能力，其視野遠遠超越具體朝代更替。他評點歷代王朝興衰、臧否人物得失，包括他強調‘無朝代邦國可考’，就是說你要超越這些東西，去看人間的真相。”

這一觀察切中了《紅樓夢》的關鍵設定——作者有意將故事置于“無朝代年紀可考”的時空背景中，大荒山、無稽崖等等，暗含著曹雪芹要寫的不是某個特定時代的興衰史，而是貫穿古今的“世事情理”——那些在權力更迭背后不變的人性邏輯，在歷史浮沉中永恒的情感結構。脂硯齋的評論也與此暗合，他評價：“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這里的“末世”非指明或清的末日，而是所有繁華終將散場、所有盛宴必至尾聲的永恒悲劇，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某種終極悲劇。這些都體現出曹雪芹的關懷遠遠超出了明清易代的特定歷史時刻。

位靈芝特別強調了曹雪芹的思想資源：“曹雪芹以禪宗為思想武器，這賦予他一種穿透表象、直指本質的能力。”禪宗講究“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強調超越言筌，直悟本心。這種思維方法體現在《紅樓夢》中，就是對一切固定標簽的解構與超越：寶玉鄙視“祿蠹”，并非反對某個王朝的官僚制度，而是對功利主義人生價值觀的根本性質疑；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也不是在討論性別政治，而是在贊美一種未被世俗污染的生命本真狀態……

曹雪芹塑像

曹家家世與清初特殊的政治邏輯

支持“悼明說”者最常倚重的論據，來自曹雪芹獨特的家族背景。他們認為，曹家作為內務府漢軍旗人，身份上的矛盾與尷尬必然導致其對明朝的隱秘認同。這種解讀雖有其情感上的吸引力，并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容易引發共鳴，卻忽略了清初政治生態與滿漢關系的極端復雜性。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確實是理解曹家歷史地位的關鍵人物。他歷任江寧織造、兩淮鹽政，不僅是康熙帝的寵臣、耳目，更是江南文壇的重要贊助者與組織者。曹寅主持編纂《全唐詩》，廣泛結交顧景星、朱彝尊等遺民文人，資助他們出版著作，這些行為常被簡單解讀為對漢文化的堅守和對前朝的懷念。

位靈芝建議從具體歷史語境出發進行辨析：“曹寅的確曾廣泛結交江南文人，資助遺民整理文集，康熙還曾命曹寅為朱元璋陵立碑，贊其‘治隆唐宋’，實則是為清朝統治確立‘法統’正當性——表明清承明祚，而非否定自身政權。”這一行為在當時具有明確的政治象征意義：通過尊崇明朝開國皇帝，清廷試圖構建自己作為中華文明正統繼承者的合法性。

位靈芝明確指出這種行為的本質：“這個行為其實不是對清朝的否定，對明朝的尊崇，恰恰是為了清朝自己的統治……大家可能理解反了。”她提醒我們注意清初特殊的政治邏輯：作為一個以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政權，清朝面臨的合法性挑戰遠超前代。順治、康熙、雍正諸帝采取的策略，是通過系統性的“文治”建設，將自己塑造為儒家道統與中華文明的正統繼承者。

對于曹家微妙的社會身份，位靈芝也辨析道：“曹家身為內務府包衣，世代依附清廷，從利益到情感均與清政權緊密相連。”包衣制度是清代特有的身份體系，這些“皇室家奴”雖然社會地位特殊，但與主家形成了深入骨髓的依附關系。曹家從龍入關，世代擔任織造等要職，他們的榮辱興衰完全系于清廷。曹寅的父親曹璽之妻孫氏曾是康熙乳母，曹寅本人少年時期擔任康熙侍衛，這種親密關系決定了曹家不可能持有系統性的反清立場。

位靈芝從文本細節提供了佐證：“曹雪芹在書中描寫‘耶律雄奴’等情節，實則是清代旗人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而非諷刺。”第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的詳盡描寫，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名“耶律雄奴”的戲謔段落，這些文本證據都顯示出作者對旗人文化的熟悉與自然呈現，而非外在的批判視角。

北京曹雪芹學會傳播負責人楊碩也補充道，《紅樓夢》早期的重要傳播就是在滿清皇室中，曹雪芹最親近的朋友敦誠、敦敏是皇室子弟，阿濟格的五世孫。如果曹雪芹反滿，他們怎么會和曹雪芹來往？愛新覺羅·永忠是允禵之孫，他非常喜歡紅樓夢，并題詩《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

乾隆也看過《紅樓夢》，看完了說“蓋明珠家事也”。以清朝文字獄之嚴格，如果曹雪芹悼明或反滿，這些人怎么會看不出來？

“紅迷會”公號整理的各種認為《紅樓夢》是“反清悼明”的網絡發言

持續進行中的歷史探秘傳統

“悼明說”在紅學史上有著極為蠻長的脈絡，它的起伏演變折射了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一個多世紀來的精神歷程與時代焦慮。理解這條線索，有助于我們看清當下爭論的歷史維度。

20世紀初，蔡元培出版《石頭記索隱》，系統提出《紅樓夢》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的觀點，認為“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蔡元培治學嚴謹，搜集了大量史料，試圖在小說人物與歷史人物之間建立嚴密的對應關系：以賈寶玉影射康熙廢太子胤礽，以十二釵影射清初名士。在民族危機深重、反清情緒高漲的年代，這種解讀暗合了時代心理，具有特定的歷史合理性。

位靈芝對此提出：“索隱與考證在紅學史上常如‘一體兩面’。”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以“自傳說”挑戰索隱派，譏其方法為“猜笨謎”。胡適通過發掘敦誠、敦敏等人的詩文，確立了曹雪芹的作者身份，將紅學研究引向實證道路。

考證派與索隱派在后續發展中也并未截然分開，時常相互滲透。位靈芝觀察到：“即便胡適的‘自傳說’，也未完全擺脫索隱思維。”胡適將賈府與曹家、寶玉與曹雪芹一一對應的做法，在方法論上與索隱派有著相似的內在邏輯。紅學大家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中集考證派之大成，梳理曹家家世時也難免在某些問題上陷入索隱式猜想。

由此，中國傳統的“文史互證”研究方法，本身就包含了對文本多義性的承認，但也容易滑向過度的歷史想象。

進入21世紀，劉心武的“秦學”（以《紅樓夢》人物秦可卿為切入點探究小說創作背景的研究分支）在《百家講壇》的推動下，再次掀起索隱的熱潮。他通過對秦可卿身份的考證式猜想，將《紅樓夢》與康熙朝廢太子胤礽、弘皙逆案等宮廷斗爭相聯系，雖然學術爭議巨大，但收到大眾市場的熱烈反響。

“上一次關于曹雪芹的較大規模的討論就在劉心武‘秦學’流行時期，但那時傳播環境還與今天不同。”她指出了媒介變化帶來的深刻影響。

今天“悼明說”在自媒體平臺的再次流行，呈現了全新的傳播特征。位靈芝分析道：“今天‘悼明說’再起，主要是新媒體傳播環境下，話題容易被放大為全民討論。”在算法推薦、情感動員、圈層傳播的新媒體生態中，那些簡單明了、情緒強烈、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觀點更容易獲得傳播優勢。碎片化的信息傳播往往放大極端觀點，簡化復雜問題，將學術討論轉變為立場站隊。

《紅樓夢》不是當代互聯網“歷史新解”的個案，僅僅一個月內，先后還出現了康熙生父是洪承疇、朱元璋教科書畫像等風波，更深層地看，這反映了大眾對歷史隱秘的持久興趣，但是也暴露了經典普及中的某種困境。當普通讀者面對《紅樓夢》這樣一部思想深邃、結構復雜、文化背景遙遠的作品時，索隱式的“解密”提供了一條看似輕松并且引人入勝的進入路徑。然而，這條路徑往往以犧牲作品的豐富性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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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紅樓夢》的三重門徑：從閱讀到生命實踐

面對眾說紛紜的“解讀”與網絡上喧囂的觀點之爭，普通讀者該如何找到進入《紅樓夢》世界的合適路徑？位靈芝提出了三重門徑。

對于初次接觸《紅樓夢》的讀者，位靈芝建議：“如果你沒有歷史知識，那就讀文本、享受文本，享受它作為一個文學作品能夠給你帶來的愉悅和營養。”她強調直接閱讀的重要性：“不必急于‘解讀’，而應沉浸于文本的語言、情節與人物之中。”

當讀者對故事有了基本熟悉，自然會產生更深的好奇：這樣的故事為何發生在那個時代？這些人為何如此行事？這時，適當的歷史背景知識將會豐富閱讀體驗，“如果你有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想讀得更深一點，最好對清史、對曹雪芹所處的時代有基本了解。”

了解曹雪芹的家世，知道他出身江寧織造家族，少年時經歷過“錦衣紈绔之時，飫甘饜肥之日”，中年后陷入“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困頓，我們便能更深刻地理解書中對繁華易逝的復雜情感。了解清初的社會結構，知道旗人社會的特權與束縛、包衣身份的微妙處境，我們便能更準確地把握賈府作為貴族家庭的日常狀態與行為邏輯。

當你已經有了足夠的儲備，那么《紅樓夢》可以被視為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入口：“《紅樓夢》有點像中國人的文化導航圖——你要想真的進入到中國文化的精粹層面，《紅樓夢》可以給你提供一個很好的向導。”

位靈芝還特別強調了《紅樓夢》的生活美學價值：“對于傳統的審美和我們的生活美學，紅樓夢提供了很好的記載和表率，它是中國風雅生活的集成。”無論是“櫳翠庵茶品梅花雪”的茶道精微，“大觀園試才題對額”的園林意境，還是“史太君兩宴大觀園”的宴飲藝術，《紅樓夢》描繪了一幅中國傳統雅致生活的全景圖。在物質豐富但精神焦慮的當代，這種對生活藝術的細致關注與詩意提升，反而顯示出特殊的現代意義。

比起沉湎于自證或證偽，我們或許可以將目光從“悼明與否”這樣具體爭議上移開，望向《紅樓夢》所展現的更為廣闊的人類精神圖景，我們會發現曹雪芹的哀愁與思索屬于所有時代。在這個意義上，將《紅樓夢》降格為任何單一的政治寓言或歷史隱喻，其實都是一種誤讀。

位靈芝在采訪最后也提出：“《紅樓夢》是一個開放的文本，人人都可以談，但不應將某種觀點視為唯一真理。”她提醒讀者保持清醒的閱讀態度：“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個唯一的觀點或者最正確的觀點，你需要自己去看文本，看相關的東西，形成自己的判斷。”《紅樓夢》的真正答案不在熱搜里，而恰在文本中。曹雪芹的“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需要被鄭重地閱讀與思索。

一份早期《紅樓夢》校注者們的校對手稿，極為認真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