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英國的崩塌：左派全球化偽裝下的去英國化與穆斯林化進程

近年來，英國正面臨一場深刻的身份危機，這并非偶然，而是左派長期推動的所謂“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政策的必然結果。這種政策表面上高舉包容與進步的大旗，實則是一種單向的文化單元化，那就是以穆斯林移民為主導的置換，逐步侵蝕并取代英國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根基，導致國家身份的“去英國化”。

就在這個月，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其“全球變革研究所”的圣誕活動中，與現任內政大臣沙巴娜·馬哈茂德同臺亮相。布萊爾對這位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女性贊不絕口，稱她“才華橫溢”、“令人印象深刻”，并將其移民政策上的“激進”風格與自己執政時期相提并論。這一公開背書，被廣泛視為布萊爾在為馬哈茂德鋪路，使其成為工黨未來領袖，甚至接替支持率持續下滑的基爾·斯塔默。

馬哈茂德作為英國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女性內政大臣，負責邊境控制、移民與國家安全，她公開將伊斯蘭信仰視為從政動力，并強調作為“棕色皮膚穆斯林女性”的挑戰。這表面上看是多元化的勝利，卻暴露了左派全球化的真實面目：并非真正包容多種文化并存，而是優先提升特定群體，加速傳統英國身份的邊緣化。

這一切源于布萊爾的新工黨時代，即1997-2010年。布萊爾被視為英國現代大規模移民政策的奠基人，將英國從嚴格控制轉向歐洲最開放模式：放松工作許可、歐盟東擴后自由流動、積分制吸引全球勞動力、積極招募國際學生。左派宣稱這是“全球化的人性化體現”，能注入經濟活力，但實則是一場意識形態實驗，只要稍微看看英國目前的狀況，其經濟活力增加了嗎？政客們無視本土社區壓力，強行導入外來人口，改變社會結構。實際上已經導致凈移民激增，人口置換加速。布萊爾后來承認對某些社區造成“壓力”，卻從未悔改，反而通過其全球變革研究所持續影響工黨，推動更激進的開放政策。

如今，工黨政府民意低迷，首相斯塔默的領力岌岌可危，馬哈茂德等“布萊爾繼承人”被視為接班熱門。這引發了更加深刻的焦慮：英國的穆斯林化是否已成不可逆轉之勢？美國副總統萬斯早在2024年就尖銳指出，工黨上臺后，英國可能成為“第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斯蘭國家”。這絕不是什么“伊斯蘭恐懼癥”，因為事實不容忽視：英國穆斯林人口從2001年的160萬增至2021年的近400萬，占總人口約6%。根據Pew研究中心等預測，到2050年，這一比例可能升至13%-17%，甚至更高場景下接近20%，主要源于持續移民與較高生育率。盡管主流人口學家強調不會成多數，但文化變遷已不可逆：某些城市穆斯林社區主導，社會辯論充斥整合失敗、平行社會與身份沖突。

左派所謂的“多元化”實則是偽裝的單元化，根本不是什么多種文化和諧共存，而是以伊斯蘭元素為主導的單向融合，逐步淡化英國千年基督教傳統、君主制、普通法與盎格魯文化自信。從莎士比亞到工業革命的核心身份，正被全球化名義下的移民浪潮侵蝕。推崇穆斯林政治人物登頂權力巔峰，雖標榜包容，卻讓本土民眾擔憂：英國是否正從“基督教歐洲堡壘”轉型為碎片化、去根化的社會？若首相職位落入非傳統背景人士，這標志著歷史連續性的斷裂，一種悄無聲息的“去英國化”。

這一危機不止于文化，還延伸地緣政治。英國擁有核武與“五眼聯盟”情報機制，若文化忠誠分歧加劇，盟友如美國勢必重新評估合作。萬斯的警示雖尖刻，卻直擊要害：左派全球化正將英國推向危險邊緣。

與此同時，這一身份危機與言論自由侵蝕交織，暴露英國政客的雙重失控。2025年12月，谷歌公開披露收到英國監管機構，即“英國通信辦公室”的多次要求，刪除被視為“仇恨言論”的內容。但谷歌明確反對，認為這些內容并非仇恨言論，并批評工黨通過《在線安全法》威脅言論表達自由。“英國通信辦公室”提案要求平臺將“潛在非法”內容（如仇恨或煽動）從推薦系統中排除，直至審核。這表面上是保護社會安全，實際上卻制造了一個“口袋罪”式的工具，便于當局隨意封殺不喜歡的言論。在數字時代，這種監管實為左派工具：一方面推進穆斯林化與移民置換，另一方面以“安全”名義封殺批評聲音，對移民、文化變遷或穆斯林政治崛起的質疑，往往被貼上“仇恨”標簽而遭審查。

谷歌的立場提醒世人：過度監管適得其反，縮小公眾話語空間，加劇分裂。若工黨繼續推進，英國不僅喪失言論自由，還將永久固化去英國化，引發國內動蕩與國際孤立。

傳統英國的靈魂——自由、法治、文化自信——正處十字路口。左派全球化偽裝下的穆斯林化與去英國化，已非移民問題，而是古老民族存續的警示。若不正視，英國將成泛化、無根的現代殘影，預示西方文明更廣變局。英國當前的危機不是孤立的，如果放任發展，它將率先變成一個失去民族根基的“空心化”現代國家，而這個過程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向整個西方世界擴散，引發更大規模的文明性變革和潛在衰落。

英國需要懸崖勒馬啦，捍衛真正的民主與國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