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英杰案判決十七年后，那場改變中國法治進程的生死辯護

父親含淚向被害城管家屬承諾“養老送終”，年邁母親依然在煤礦打零工，一場無照經營引發的血案讓兩個家庭支離破碎。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崔英杰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個判決成了中國司法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崔英杰的父親在聽到判決后，這位年近60的老人表示，他和妻子計劃去受害者李志強的墓前，替兒子道歉。他們想向對方家人承諾，將盡最大努力為李志強的父母養老送終。

與此同時，李志強家屬在得知崔英杰家庭狀況后，主動放棄了民事賠償。

01 血案

2006年8月11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科貿電子商城北側路邊，一個看似平常的執法瞬間，卻意外演變成了一場悲劇。

崔英杰，一個來自農村的23歲青年，和許多進城務工人員一樣，在北京的街頭擺了個烤腸攤。他剛從部隊復員，身上還帶著軍人特有的執拗與尊嚴。

當城管隊員出現在他攤位前時，他知道今天可能又要損失一天的收入。作為無照經營的商販，崔英杰很清楚自己行為的性質。

海淀城管分隊副隊長李志強和他的同事按照程序，準備扣押崔英杰的三輪車。對于崔英杰來說，這不是簡單的一輛三輪車——這是他全家在北京賴以生存的唯一工具。

李志強成為北京城管成立8年來首位在執法過程中遇害的工作人員。而在案發僅僅5天后，北京市政府追認李志強為“革命烈士”。

02 辯護

崔英杰案進入司法程序后，社會各界對此案表現出極大關注。案件的核心爭議點在于：城管執法是否屬于合法的“公務”？

辯護律師夏霖在法庭上提出了一個根本性質疑。他引述相關法律條文，指出有權查處無照經營的行政機關應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

律師團隊進一步闡述道，行政處罰權應當由依法設立的行政機關行使，且這些機關必須配備熟悉法律、法規和業務的公務人員。

城管執法人員要扣押小販的三輪車，不僅是在沒收“違法工具”，更是在剝奪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工具。辯護團隊試圖證明，崔英杰的行為并非針對李志強個人，而是出于對生計被剝奪的絕望反應。

03 判決

法院最終判處崔英杰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這個判決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因為按照以往的慣例，殺害正在執行公務的執法人員通常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崔英杰在聽到判決后，作出了令人意外的反應。根據他的律師介紹，崔英杰明確表示，如果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將不上訴；如果判處不死，他將上訴。

他表示“待在監獄里，給家人丟臉，是家里的負擔”。

崔英杰的家庭狀況確實令人揪心。他是家中老四，他的哥哥也在北京當保安。由于家庭經濟困難，他的母親時常在家附近的小煤窯中幫人挖煤，以貼補家用。

崔英杰的父親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 “感謝公正的法律，給你留了一條命。” 他告訴兒子，這樣就有了機會成為一個悔過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殺人犯死去。

04 反思

崔英杰案暴露出城市管理執法中的法律困境。一方面，城市需要整潔有序的環境；另一方面，底層人民需要基本的生存空間。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其林當時通過媒體表示，對犯罪的處罰，不僅要看結果，還要對整個案件進行綜合考察才能正確定罪量刑。

他認為“崔英杰為了謀生受到處罰，在城管執法要沒收其生產工具，一時激動之下殺人，是激奮殺人，不同于有預謀的故意殺人”。

許多普通市民在表示譴責的同時，也表現出對崔英杰的同情。北京大學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曾就本案舉行專題討論，與會學者認為，崔英杰案不僅僅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

它暴露了目前城市管理中行政執法的法律缺陷。

05 影響

崔英杰案推動了中國城市管理執法方式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執法方式，嘗試給小商販更多的生存空間。

這種從“對抗”到“對話”的轉變，正是崔英杰案留給中國社會最寶貴的遺產。

城市管理的核心理念也開始從單純的“整治”轉向“服務”與“管理”并重。一些城市設立了專門的便民市場，引導流動商販有序經營。

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緊張關系有所緩解，類似崔英杰案的極端事件發生頻率明顯下降。雖然完全解決問題仍需時日，但至少執法者與被執法者之間多了一份理解，少了一份對抗。

崔英杰案發生后的幾年里，人們仍能在北京街頭看到推著三輪車的小販。不同的是，城管隊員的態度溫和了許多，一些地方設立了專門的便民市場。

崔英杰的父親在他56歲時說：“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孩子還能不能回來。”

而那位曾說出“崔英杰必須死”的城管干部，以及無數曾在類似沖突中掙扎的執法人員與商販，都隨著時間慢慢淡出了公眾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