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當健康：叮當快藥成被執行人子公司被罰連年虧損楊文龍年薪近億

來源 | 九號觀察
作者 | 胖虎

作為港股上市的互聯網健康平臺，叮當健康曾憑借“即時送藥”概念備受資本關注。然而，近年來這家企業卻深陷違規泥潭與司法風險，不僅子公司頻遭監管處罰、內部管控漏洞頻出，核心公司叮當快藥更于2025年底被列入被執行人名單，執行標的達13.15萬元。

與此同時，企業連年虧損不止、股價持續低迷，形成鮮明反差的是，高管層卻手握高額薪酬，如該公司實控人、董事長兼總裁的楊文龍，2024年雖然沒有領取現金薪酬，但用股份支付的價值就超過了9100萬元，而上市發展陷入多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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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當快藥成被執行人，

子公司密集被罰合規防線失守

2025年12月，叮當健康的核心子公司叮當快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被海淀區法院判為被執行人，執行金額13.14萬元，金額雖然不大，但對于一家港股上市公司來說，一家核心子公司涉執，對于品牌形象顯然是一種傷害。

且2025年以來，叮當健康旗下子公司的違規行為呈現高發態勢，從藥品服務到食品經營，從廣告宣傳到價格管控，多個業務環節觸碰監管紅線，暴露其內部管理體系的嚴重缺陷。12月，子公司仁和堂醫藥連鎖有限公司因廣告宣傳違規被罰，再度為企業合規敲響警鐘；

10月及7月，叮當智慧藥房（上海）有限公司橫浜路店兩度被罰，處罰事由直指超量開藥、重復開藥及提供不必要的醫藥服務，這類行為不僅違背醫療服務的公益性，更直接威脅消費者用藥安全；

3月，叮當好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因生產經營標簽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規定的食品，被處以超十萬元罰款，跨領域的違規顯示問題并非個例。

回溯過往，叮當健康的合規問題早已埋下伏筆。2024年3月，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就對叮當智慧藥房（北京）有限公司作出罰款8萬元的行政處罰，認定其為獲取平臺補貼，將達菲磷酸奧司他韋膠囊價格從253元/盒臨時調高至328.9元/盒，再以調高后價格為基準開展直減75.9元活動，最終售價與原價一致，構成虛假減價行為。

頻繁的違規處罰與司法風險并非偶然，其背后或許是內控機制的失效。作為醫藥零售企業，合規與合法經營是生存發展的底線，而叮當健康不僅在藥品管理、價格管控等核心業務環節出現問題，核心運營主體淪為被執行人的狀況，更反映出企業在擴張過程中對合規管理與風險防控的雙重忽視，以及總部對下屬業務單元的管控能力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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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年虧損股價低迷，

業績基本面持續惡化

與合規亂象相伴的，是叮當健康持續疲軟的業績表現。數據顯示，公司自2019年起一直深陷虧損泥潭，且虧損態勢從未扭轉，2019年至2024年累計股東應占虧損超40億元，其中2022年虧損額高達28.33億元，2024年虧損依然達3.76億元。2025年上半年，公司業績雖有小幅改善，實現營收23.27億元，同比增長2.6%，歸母凈利潤（調整前）虧損仍達5167萬元，還是沒有擺脫虧損困境。

業績的持續低迷直接反映在股價表現上。2022年9月，叮當健康以12港元/股的發行價登陸港交所，上市即巔峰，此后股價便開啟下行通道。2023年3月基石投資者股份解禁后，股價單日大跌30%多，隨后持續走低，2024年8月盤中觸及0.75港元/股的歷史低點，較發行價跌幅超94%，總市值從上市之初的160多億元縮水至僅11億港元，蒸發超150億元。

盡管2025年前10個月股價一度大漲，但截至2026年1月，股價仍長期在1港元左右徘徊，處于破發狀態，且因市值過低、流動性不足，已被移出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面臨被調出港股通的風險。

業績惡化的背后，是公司經營效率的低下。財報顯示，叮當健康銷售費用占比長期居高不下，2022年至2024年銷售費用分別達9.08億元、9.73億元、10.13億元，占同期營收比例均超20%，2025年上半年銷售費用5.26億元，營收占比仍達22.6%。對比行業龍頭，京東健康、阿里健康銷售費用率顯著低于叮當健康，且憑借集團生態優勢實現更低的履約成本，而叮當健康2018-2020年履約費用率高達12%-17%，成本控制能力的差距直接拖累了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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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與業績背離，

利益分配機制或失衡

在企業持續虧損、股東利益受損的背景下，叮當健康高管層的高額薪酬引發市場爭議，形成“業績向下、薪酬向上”的反常格局。

年報數據顯示，公司實控人、董事長兼總裁楊文龍2024年雖未領取現金薪酬，但通過股份支付獲得的報酬價值超9100萬元；副總裁徐寧、于慶龍、俞雷等高管現金薪酬均超160萬元，其中俞雷作為分管業務的核心高管，其下屬公司多次出現違規行為，卻未影響薪酬水平。

這種薪酬與業績的背離，很大程度上違背了市場化的激勵原則。2024年公司營收同比下滑3.87%，虧損同比擴大66.73%，核心經營指標全面惡化，而高管層仍能獲取高額報酬，不僅難以激勵管理團隊改善經營，更傷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從行業邏輯來看，高管薪酬應與企業業績、風險管控能力強綁定，而叮當健康在業績承壓的情況下，未對高管薪酬進行合理約束，反映出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與利益分配機制的失衡。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4年末，叮當健康當時總市值僅約11億港元，楊文龍單年股權激勵價值已接近市值的十分之一，這種不合理的激勵比例，無疑加劇了企業的治理矛盾。

對于叮當健康而言，當前的困境并非單一因素導致，而是合規管控、經營策略、公司治理多重問題疊加的結果。要實現破局，首先需筑牢合規底線，建立覆蓋全鏈條的內控體系，加強對下屬子公司及門店的日常監管，對違規行為實行零容忍，重塑消費者與監管部門的信任。其次，需優化經營策略，縮減非核心區域布局，聚焦優勢市場提升單店效率，同時嚴控銷售費用與履約成本，縮小與行業龍頭的差距，推動業績從虧損收窄向盈利轉型。

更重要的是，需重構公司治理與激勵機制，將高管薪酬與合規表現、業績指標深度掛鉤，平衡高管與股東利益。若不能及時解決這些核心問題，叮當健康恐將在合規危機與業績泥潭中難以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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