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顧小白 編輯丨杜海
來源丨正經社(ID:zhengjingshe)
(本文約為4100字)
一邊是大力推行平臺擴張的舉措,一邊卻是撲朔迷離的裁員爭議;一邊是凈收入的增長,一邊卻是凈利潤的急劇下滑;一邊是房地產行業整體寒冬及自身業績大憂的雙重逆境,一邊卻又是高管薪酬的逆勢上揚。
“中國居住服務平臺第一股”貝殼控股(下稱:貝殼)正在呈現一幅充滿悖論的商業“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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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底,被傳啟動新一輪人員優化,整體裁員比例高達30%,輿論一時嘩然。
2025年第三季度,交出一份嚴重“增收不增利”答卷:凈收入微增2.1%,凈利潤同比卻銳減了36.1%。
此外,根據過往年報,從2021年到2023年,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及控股股東彭永東的薪酬從847.8萬元飆升至7.13億元,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單一剛同期薪酬也從685.3萬元漲至5.29億元。
2024年雖有所回落,但二人年薪依然分別高達約4億元和3億元。
與此同時,還面臨著進一步收緊的監管壓力,就在2025年年底,包括貝殼在內的相關互聯網平臺就被北京市多個政府部門聯合約談。
正經社分析師認為,當貝殼呈現出過多悖論奇景時,市場關注的焦點便不再是單純的業績波動,而是底層增長邏輯與內部治理是否出現了根本性的裂痕。
貝殼,這家曾以革新行業規則為使命的房地產交易平臺,似乎陷入了一場由增長模式、內部治理與戰略轉型相互交織并且循環的困境:
“創始人缺位和行業下行壓力,導致戰略定力減弱;為維持增長,選擇平臺化擴張,但這反過來稀釋了核心利潤;利潤下滑進一步暴露并加劇了組織內部的激勵矛盾和文化沖突;同時,又必須將寶貴的資源投入到盈利前景不確定的新業務中,以期打開未來天花板。”
2026年的貝殼,真的有點難。
1
多重壓力
貝殼的困境首先就直觀地體現在一系列關鍵財務數據的反差上。
數據顯示,2025年第三季度,平臺總交易額達7367億元,同比基本持平;凈收入231億元,同比微增2.1%。但其凈利潤為7.47億元,同比跌幅達36.1%;經調整凈利潤為12.86億元,同比減少27.8%。
作為主要業務支撐的存量房業務,2025年第三季度,在貝殼的總交易額中貢獻的比例高達68.63%,具體業務交易額同比增長5.8%達5056億元。但與此同時,該業務的凈收入卻同比減少3.6%至60億元。
曾是貝殼利潤最豐厚的新房業務也出現了“引擎故障”,2025年第三季度,該業務總交易額同比下降13.7%至1963億元,凈收入同比減少了14.1%至66億元。
與此同時,貝殼的經營利潤率也由2024年同期的3.2%下降至2025年第三季度的2.6%。
與利潤下滑形成更尖銳對比的是,引發爭議的管理層高額薪酬。
2021年5月,貝殼創始人左暉突然離世,彭永東開始執掌貝殼。與左暉時代極力控制高管薪酬不同,彭永東掌權后的貝殼高管薪酬一路飆升。
根據媒體統計,2021年至2024年,貝殼董事會薪酬合計分別為0.24億元、8.51億元、12.66億元以及7.22億元。
其中,僅彭永東與單一剛兩人的四年薪酬總額,就占到了貝殼同期凈利潤總額的約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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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粗略測算指出,彭永東2023年的年薪幾乎相當于一名底層貝殼經紀人數千年的收入,讓這一高額薪酬更具情緒上的強烈沖擊。當然,這種測算對比本身就是極具爭議的方式。
面對爭議,貝殼方面回應稱,高額薪酬并非現金“年薪”,主要來源于股權激勵。
此外,彭永東還宣布捐贈900萬股貝殼股票(市值約4.4億元人民幣),用于提升經紀人福利和畢業生租房幫扶。
此舉雖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相關輿情爭議,但仍有不少評論認為這只是“治標不治本”,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外界對高管薪酬體系的質疑。
與此同時,作為行業關鍵平臺,貝殼面臨的監管壓力也驟然增加。
2025年12月,北京市住建委等多部門聯合約談了貝殼等多家互聯網平臺,要求整治房地產領域網絡亂象。根據相關報道,在監管部門督導下,各平臺累計自查清理違法違規信息1.7萬余條,處置違規賬號、直播間2300余個。
這場旨在合規的督導,也意味著貝殼運營的合規成本與法律風險的上升。
而在財務、薪酬、監管等種種爭議和壓力之下,貝殼組織內部的動蕩傳聞也隨之而來。
2025年11月底,市場突然傳出貝殼啟動大規模人員優化的傳聞。傳聞中,人員優化整體比例將達30%,P8及以上級別管理人員裁員比例更是高達60%,運營、產品等部門部分團隊裁員比例超40%。
貝殼官方就此回應稱,確有人員優化行動,但傳聞數據嚴重夸大,實際優化的比例不足0.5%,涉及的實際人數約數百。
而根據媒體統計,自左暉離世后,貝殼事實上已經有過多次大規模的人員優化。
2021年,左暉離世當年,上海研發團隊被傳整體優化,后被貝殼官方所證實;2022年,貝殼再次大規模優化人員,覆蓋產品研發、業務運營、中臺支持等多個部門,平均優化比例達50%,年末活躍經紀人數量從2021年末的40.68萬人降至34.97萬人;2025年上半年,貝殼員工總人數約為13.18萬人,較2024年末減少約3200人。
顯然,人員優化傳聞的密集出現,折射的正是外界對其組織穩定性的深度焦慮。
2
方向跑偏
在正經社分析師看來,上述種種表面困境的背后,首先就是對貝殼在“后左暉時代”與行業寒冬雙重夾擊中,戰略定力的嚴峻考驗。
左暉不僅是貝殼的創始人,更因持有的絕對投票權而成為能平衡平臺、經紀人、客戶等多方利益的最終裁決者與權威。他提出的“做難而正確的事”,是貝殼早年推行“真房源”、構建ACN(經紀人合作網絡)等長期主義舉措的文化根基。
由于房地產行業當前正處于前所未有的深度調整期,這為貝殼帶來了巨大的生存壓力,同時也急劇壓縮了管理層堅持長期主義的戰略和心理空間。
事實上,市場的下行直接沖擊了貝殼的利潤基本盤。比如,2025年第二季度,其凈利潤同比下降31.2%,第三季度更是同比銳減36.1%。核心的新房業務總交易額和凈收入等也持續下滑。
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之下,管理層顯然更容易滑向追求短期財務表現、向生態內提取利潤以維系數據的路徑,即使這可能損害其長期構建的生態健康和文化價值觀。
其短期傾向的一個最顯著的體現,就是核心ACN模式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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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分析就指出,“盡管貝殼至今仍沿用左暉搭建的ACN模式,但為穩住業績,其發展邏輯已悄然走偏,不再致力于實現共贏,而是頻頻套路上下游合作伙伴,背離了模式初衷。”
ACN模式的本意是通過傭金分成的合作規則,將經紀人從零和競爭轉向協作共贏。但在業績壓力下,為了穩住收入,貝殼被指責開始向生態伙伴轉嫁成本。
例如,有報道稱貝殼在廣州南沙區將新房交易傭金抽成提高2個百分點至23%。同時,還力推需房主在正常傭金之外,額外支付約1%服務費的“好贊好房”產品。
這些做法,被外界所廣泛批評:正使得ACN網絡從“利益共同體”滑向潛在的“利益壓榨鏈”,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合作網絡的信任基石。
另一個短期傾向的顯著體現就是,前述提及的高管高額薪酬的爭議。這一爭議的關鍵在于,這種“業績下行、薪酬急劇上行”的強烈反差,不僅消耗了市場信心和信任,更深層次地暴露了管理層利益與公司長期價值、股東及生態伙伴利益之間可能出現的裂痕。
總結來說,這種從“追求長期正確”向“應對短期壓力”的漂移,側面印證了其戰略定力的削弱。
3
困境循環
當前,貝殼為維持增長,選擇了平臺化的擴張策略,其中的“B+”模式被寄予厚望。
在介紹這一模式時,貝殼對外宣稱,B+產品在保證真房源的基礎上,為更多城市的房產經紀門店和經紀人提供系統能力、流量支持和商業化的產品工具,推動房源連賣和新房渠道銷售的輕運營模式。
具體來說,“B+”模式就是將貝殼平臺沉淀多年的核心能力——比如保障真房源的“樓盤字典”數據庫、房客匹配技術、線上流量以及部分培訓工具——打包成模塊化的產品。合作的門店在保持自身品牌和運營獨立性的同時,可以按需選用這些產品或工具,來提升自己的效率和信譽。
對貝殼而言,這種模式無需承擔傳統自營或深度加盟模式下高昂的門店租金、人員薪酬等剛性成本,主要投入的是已經研發好的系統和平臺服務,因此擴張的邊際成本很低,擴張速度也更快。
然而,這一模式卻也稀釋了貝殼的核心利潤。
其中的核心邏輯就是:平臺上由外部合作伙伴(貝聯經紀人)完成的、只收“平臺服務費”(低利潤)的交易越來越多了。而貝殼親自下場做的、能賺取全額傭金(高利潤)的交易變少了。 此消彼長之下,利潤就不可避免地被稀釋了。
貝殼的財務數據就印證了此點:2025年第三季度,貝殼存量房業務總交易額同比增長5.8%,但凈收入卻同比下降3.6%。貝殼在財報中解釋,這一反差正是因為平臺上由外部“貝聯經紀人”完成的交易占比的提升。
而一旦這種業務結構持續轉變,就可能使貝殼的利潤持續承壓。其管理層將因之面臨越來越大的短期業績壓力,這就可能驅動管理層采取一系列以“止血”和“維穩”為優先的應對策略。
事實上,“B+”模式還僅是應對的路徑之一,貝殼管理層在2023年即已啟動了“一體三翼”戰略。
這一戰略是以核心經紀業務為 “一體”,以租賃、家裝家居、貝好家三大業務為 “三翼”,以此構建居住服務新生態,擺脫對單一房產交易業務的依賴的戰略。
然而,這一戰略的效果目前仍待觀察。
2025年第三季度,其家裝、租賃等新業務雖增長迅速——租賃業務收入同比大幅增長45.3%,非房產交易業務收入占比已達45%——但仍然還在投入期,盈利能力薄弱。
其中,高速增長的租賃業務貢獻利潤率僅為8.7%,但其業務擴張卻導致租賃服務成本同比激增38.8%。
家裝業務則正面臨瓶頸,2025年第三季度其凈收入僅與2024年同期持平。
而基于這一戰略,在核心交易業務“失血”時,新業務顯而易見地將與主業爭奪有限資源,卻無法及時彌補利潤缺口。
事實上,從當前的數據來看,無論是“B+”模式還是“一體三翼”戰略,都造成了貝殼利潤的承壓。
綜合來看,正經社分析師認為,服務品質下滑、生態伙伴不滿、新業務生態造血緩慢,這些都可能進一步削弱市場競爭力與客戶口碑。屆時,為穩住規模和市場份額,管理層可能不得不更激進地依賴平臺擴張策略(例如,在平臺經紀人數量增長的同時優化自有員工),從而在追求規模與保障利潤之間陷入更深的矛盾。
因此,不得不提醒的是,呈現于貝殼的一個潛在的 “增長-利潤-生態”困境循環的風險圖景似乎正在隱約浮現:為求增長而側重平臺擴張——利潤遭稀釋風險增大——為保利潤而采取可能損害長期根基的短期措施——長期競爭力與生態健康受損——增長壓力再度增大。
可以說,貝殼當前正處在這一循環風險的關鍵節點。而能否避免陷入這一循環,將是對“后左暉時代”貝殼管理層的終極考驗。 這要求其必須具備非凡的戰略定力,在短期業績壓力與長期健康發展之間做出審慎平衡,在追求平臺效率的同時悉心維護生態公平,從而找到一條穿越周期、可持續的新路徑。【《正經社》出品】
CEO·首席研究員|曹甲清·責編|唐衛平·編輯|杜海·百進·編務|安安·校對|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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