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博物館庫房里的畫，如何神秘現身拍賣會？
> 一幅估價8800萬元的明代古畫，在博物館庫房里待了幾十年后突然出現在拍賣市場，而博物館的解釋是：當年就認定它是贗品。
> 南京博物院庫房，一幅曾被鑒定為“偽作”的明代古畫《江南春》圖卷早已不在原來的位置。
01 天價拍賣的驚現
2025年5月，北京一家拍賣行的春拍圖錄上，一幅估價高達8800萬元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引起了收藏界的轟動。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幅畫本應是南京博物院的館藏文物。龐萊臣的孫女龐叔令看到拍賣圖錄后難以置信：“找天找地都找不到，最后這幅畫自己出來了。”
這幅畫背后，是1959年龐家向南博無償捐贈的137件“虛齋”舊藏古畫之一。當年龐增和攜家人捐贈時，南博曾鄭重承諾“一定好好保存這批古畫”。
02 頂級藏家的遺產
要理解這場爭議的嚴重性，得先知道龐萊臣是誰。
這位晚清民國時期的收藏家，被譽為“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他耗時數十年積累五千余件藏品，編纂《虛齋名畫錄》收錄538件名畫。
龐萊臣對自己的收藏極為嚴苛，自言：“稍有疑竇，寧慎勿濫，往往于數百幅中選擇不過二三幅。” 他的舊藏如今分散在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國內重要文博機構，不少已成為鎮館之寶。
正是基于這樣的專業聲譽，當南博將他的舊藏鑒定為“偽作”時，才引發了如此大的爭議。
03 兩次鑒定的結論
南博方面有自己的解釋。他們拿出了歷史檔案：這幅《江南春》圖卷在1961年和1964年經過兩次專家鑒定，都被認定為“偽作”。
1961年11月的鑒定記錄顯示，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專家給出了這樣的意見：“江南春圖卷，偽，一般，陳鎏題引首真，后面題跋完全不對，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
四年后，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三位專家再次鑒定，同樣認為“仇英江南春圖卷，假”。基于這些鑒定，南博在1997年將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幅畫從藏品序列中“剔除”。
04 消失與再現的路徑
那么這幅“偽作”是怎么流入市場的呢？根據南博提供的材料，1997年4月，他們向當時的江蘇省文化廳提交報告，請求將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調劑給省文物總店處理。
同年5月8日，《江南春》圖卷被撥交給原江蘇省文物總店。四年后的2001年4月16日，它被一位“顧客”以6800元的價格買走，銷售清單上標注的是《仿仇英山水卷》。
戲劇性的是，這幅6800元賣出的“仿作”，24年后出現在了拍賣市場，估價高達8800萬元。
05 法律與倫理的沖突
捐贈物即使被鑒定為“偽作”，應該怎么處理？這個問題讓法律和倫理產生了碰撞。
南博代理律師認為，捐贈完成后所有權已轉移至國家，博物館有權處置。而龐家委托律師則認為，博物館應優先讓原捐贈人收回。
一位北京拍賣界的資深收藏顧問表示：“捐贈時所有權已經屬于博物館了，就算退也是退給博物館，所以博物館有權處置。”
但龐叔令無法接受這種邏輯：“我父親與我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贈的文物，都是珍品，不存在偽作，但南京博物院擅自認定五件藏品系偽作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我曾祖父及父親的聲譽。”
06 灰色地帶的質疑聲
事件中還有一些令人困惑的時間點。2015年的一起訴訟中，南博方面曾舉證稱《江南春》畫卷“已于上世紀90年代出售給南京藏家”。
上海收藏家顏明回憶，他早在1999年就在南京藝蘭齋負責人陸挺家中見過這幅畫。這與南博官方說的2001年才售出存在時間矛盾。
更值得玩味的是，同意劃撥相關畫作的簽字人徐湖平，時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同時兼任文物總店法定代表人。
南京博物院退休職工實名舉報稱，徐湖平任職期間，曾擅自撕毀文物保管箱封條，指使鑒定專家將館藏文物判為“贗品”，隨后低價銷往其主管的江蘇省文物商店。
07 書畫鑒定的主觀困境
這場爭議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文物鑒定誰說了算？
書畫鑒定在所有文物門類中最為復雜，目前尚無切實可靠的“科學鑒定法”，主要依賴鑒定人員的“目鑒”。不同專家對同一件作品給出截然相反結論的情況并不少見。
合理的做法是如實記錄每位鑒定人員的觀點，留待后人判斷。但南博僅依據1961年的鑒定結論，未將作品送交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立的“七人小組”復檢，就于1997年將其剔除出藏品序列。
08 制度完善的迫切需求
這次事件暴露了文物管理制度中的漏洞。1986年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規定，不夠入藏標準的文物應“妥善處理”，但這一表述過于模糊。
直到1998年，國家文物局才發布《關于加強館藏文物管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通知》，明確禁止擅自出售、處理館藏文物。
如今，隨著事件發酵，江蘇省已成立多部門調查組，國家文物局也宣布成立工作組赴南京開展工作。調查將重點核查龐家捐贈《江南春》圖卷事件、故宮南遷文物被盜賣指控等。
> 當龐叔令最終走進南博庫房時，捐贈清單上的137件藏品只看到了132件。剩余五件中，就包括那幅從庫房“走”到拍賣行的《江南春》圖卷。
> 南京博物院展廳里，燈光照亮的是能夠公開展示的文物，而庫房中那些被貼上“偽作”標簽的藏品，它們的命運由誰決定？
隨著調查的深入，這不僅是一幅畫的真偽之爭，更是對整個文物鑒定體系、博物館公信力的考驗。那些被鑒定為“不夠入藏標準”的文物，是否應該有更透明、更負責任的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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